最近因为刷到不少切片，就完整地看了田珺和王石采访段永平的视频，本想着了解一下段永平在投资方面是否有一些新的见解，没有想到反而是对代际公平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首先整理一下访谈里段说了什么。段在整个访谈里都给人以一种功成名就之后云淡风轻的状态（比如说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工作了，就是打打高尔夫），也没有什么烦恼和纠结（说公司里的事情可能也就一年找他个一两次），各种回答也滴水不漏，显示出一种“我以前下过功夫所以我现在很圆满”的感觉。
但没有想到当田珺抛出了关于当下年轻人痛苦于内卷并会主动选择躺平，甚至非常直接地说六零年代末到七零年代初的一批人是吃到改革开放红利他怎么看的时候，段直接毫无反思地说出了没有所谓的时代红利的观点，而且摆出了那种毫无新意的论调——我那个时候多苦、多没见过世面现在不还是过来了，现在哪有以前卷（举例首次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多低），现在有那么多年轻的富豪（举例泡泡玛特），说年轻人要想想为什么是别人而不是你成功，也说为什么我出身普通也能成功（举例自己父母也是普通教师），因此不要抱怨社会不公云云。当田珺问说如果他以年轻的状态回到这个时代会怎么做时，段的回答是找一个喜欢的公司或者跟一个喜欢的老板，进去做事情——这条路有多大难度？没讲。
可以看出，比起一些假惺惺安慰年轻人的大佬，段在代际公平上的认知反而是一种毫无矫饰的天真——你们都说有时代红利但为啥平平无奇的我能够凭借自身就获得这一切呢。显然段是相信自身努力而反感天赋论的，因为当田试图附和段的观点，说出“有天赋的人不努力也无法成功“这种场面话时，段还是给出了45分钟采访里唯一的一次不耐烦的表情。
从段的反应可以看出，代际公平问题在他过往的思考和决策中压根就没有被严肃反思过，为了避免这个缺陷影响他后续follow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所产生的长期收益，从而打破目前云淡风轻的状态（毕竟股市里的市值还需要新生代认可才能延续），我们还是有必要补上这一课，拆解一下代际公平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一个基本前提，比较不同代际之间的绝对努力量的差异是没有意义的，即声称某一代人起点更低、付出了更多向上攀爬的努力因此比后辈更苦，是对不同时代竞争压力的现实以及其产生原因的无视和搪塞。
从现象上看，抑郁症、同辈关系疏离等问题显然目前在年轻一代身上要严重地多，以及要暴露得更明显。更深层次，基于控制变量，代际比较一定是比较一个人取得相同水平的成绩所需要的努力程度和面临的竞争强度差异来讨论代际公平，并且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努力程度和竞争强度绝非个人主观能动性所能决定的，而是社会制度和机制设计的产物，简单来说就是资源和机会的开放程度和回报率的产物。
具体而言，一个人努力的意愿受制于社会的底线保障和承诺的发展空间，以及他面临的竞争强度，而不仅仅是“我要出人头地”的发愿。当下的躺平现象核心可以归咎于时代承诺的破产（一个人很自然地会问，在有关付出多少努力就能获得多少回报这个问题上，我得到的保障和承诺是什么？而实际我得到的是什么？我面临的难度是什么？）。
我们要说的是，代际公平问题产生于社会制度和机制设计的代际适应问题，即旧的生产关系不适用于新的生产力发展，先到者选择主动设计并维系着不合适的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个体主观能动性不足的问题。不客气地说，可以想象在一个扭曲的评价体系中在满足了自己和家庭的基本需求后还想要努力往上爬的人，额外的追求对应的实际上是被扭曲后的优越感和征服欲，这是否是我们想要向后代推崇的努力和成功？
代际公平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现有社会位置的更替和淘汰问题，以及新领域的拓展与发展问题。前者体现在进入门槛的设置，后者体现在资源获取和变现门槛的设置。两类门槛在代际之间的提升体现的是一种直观上的机会稀缺和竞争的激烈，而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稀缺的原因和其破坏性，而不是用当年多么艰苦这种“绝对困难程度”来掩饰：
1.这种稀缺是在充分竞争环境下是因人为干预带来的机会不均衡，而非机会绝对的少。这种机制设计上的不平衡要比绝对困难在个体动机的激励和保护上更具有破坏性。
我们必须承认，在首次恢复高考中被大学录取是概率极低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考上大学具有着惊人的回报率且竞争是不充分的（并非所有适龄青年都了解相关信息，大家也都没有充分的备考机会，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考上大学对前途的重要性）。但是在当下，信息快速流通，没有什么上升渠道和所对应的努力路径是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努力的难度将会有两重：
（1）在同一条竞争路径上，相同回报所需要的努力会水涨船高，因为在信息充分流动下所有有意竞争的人都将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水涨船高的努力程度在个人体验上是一种强迫，而不是出于这个事情本身很难因此需要我花更多努力的体验，即这种努力水平的提升不是出于自我满足和创造，而是要在一场类似逆向淘汰的氛围中幸存的努力，认可这种内卷竞争实际上就在承认环境在变糟。
（2）在不同的竞争路径上，机会的相对分部是不均衡的。由于信息的快速流通，人们惊讶地发现某些领域内机会充分且门槛低，但在其他领域机会少且门槛高，而且从一个竞争困难领域跳至那些竞争简单的领域会受到人为干预，比如政策、行业周期、以及关系网络等，这也意味着试图在不同领域跃迁的努力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被挫败的，否则领域壁垒无法维护。在这个条件下，努力意味着个体要单枪匹马地面对一个克苏鲁式的系统设置的重重障碍，其难度可想而知。
一种安慰的方式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去投入，但这意味着“自愿”放弃社会权力。这就引出代际间机会稀缺的第二个问题：
2.代际间的机会稀缺实际上来自于制度设计和人性自然选择形成的代际权力维系与传承。
在有限空间和条件下争夺社会权力，比如选择伴侣、住房、医疗、后代教育的权力，在同辈竞争之上是存在代际竞争的。内卷看似是因为同辈竞争激烈，实则是代际更替的有限。在不同领域设置不同的门槛，可以在高门槛的领域形成更长地延缓代际更替，在低门槛的领域更顺畅地形成代际继承，而这种不平衡的形成来自于现实中的制度设计和力量博弈（利益斗争与交换）。
主动选择放弃社会权力的竞争，反映的是对不平衡门槛及其形成机制的不认可，而且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不认可，即我不认同但我没有办法因此我选择不参与，代价就是一些我可以通过竞争而享有的东西我不要了。那么是不是没有新的竞争者就一劳永逸了？也不是，否则就不会告诫后来者多努力别抱怨了，因为哪怕代际之间没有责任，也有一种因利益而形成的隐性契约，即先到者仍然需要后来者认同当前游戏规则，他才能继续从游戏中套利。如果投入游戏的成本已经大于了退出成本，游戏就没法玩下去了，社会权力的维系和继承就要面临空转甚至秩序塌陷。
但是，“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因为环境就是强者搞坏的”这句调侃其实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强化了某个秩序的一份子，这也是代际公平的盲点，人人都觉得委屈，这一切也是我自己挣来的，怎么就成了恶龙了？妥协和让利始终是人性中顽固的难题。
所以说，其实没有所谓清晰的“代际”，它是一个光谱，问题不在于代际怎么分，而是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就个体发展而言，谁都不会否认努力和投入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人们抱怨的是它们正在变得稀有，也在变得虚无，因为能够让努力和投入有意义、有方向的条件是苛刻的，而且这个苛刻是有迹可循的，这个“迹”慢慢就成了结构。
从结构困境的视角出发，个体就很难快乐，但是看清结构也是一种努力，一种克服懵懂天真并试图描述现实、重新发现意义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危险的，并非一劳永逸，因为一旦失败，后面就是虚无，而如果找到了在规则之外的站立之处，也仍然可能孤独，但好歹不会被骗，毕竟大佬都讲自己成功是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那么做出好的决策的前提还得是不被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