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 dia meus amigos,
Saudações de Lisboa!
您正在阅读的是《壹苇可航》电子报 2026 年第 13 期。
这一期原本想写「如何破除名相」。
然而，真正动笔才发现题目太大，稍不留神就会写成一篇佛教概念的说明文。道理好讲，讲完之后呢？所以我想先把「名相」这个词放一放，从几句更具体的话说起。
第一句是鲁迅先生的：「从来如此，便对么？」
第二句是近十多年常听到的：「没有大国崛起，哪有小民尊严。」
第三句更民间一点：「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三句话表面上似乎谁也不挨着谁，放在一起看，却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词、一套说法、一种习以为常的解释，如何替现实先做出判断。
如果说前两句让我看见名相如何取消追问、取消区分；第三句则让我看见，名相如何进入日常道德判断，把资源条件悄悄改写成人格品质。这也是第三句让我尤为不适的地方，它暴露出许多日常评价里最隐蔽的部分：我们以为自己在评价品格，其实常常只是在评价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余裕。
佛教里讲「名相」。「名」，是我们安立的名称、名目；「相」，是我们辨认或想象出来的形貌。人毕竟是经验动物，不可能完全离开名相。没有名称、概念、分类，我们无法学习、沟通、记忆，也无法把经验传递给后来者。
因此，麻烦不在名相本身，而在于用久了，人会忘记它只是方便。它原本帮助我们看见世界、理解世界，后来却反过来遮蔽了我们所经验的世界。
换成维特根斯坦的说法，问题也许不在于一个词「真正意味着什么」，而在于它在什么语言游戏中被使用。
一个词并不总是带着固定意义进入所有场景。它到了课堂、法庭、家庭或政治宣传中，功能会变得很不一样。有时它是在描述事实，有时已经是在要求服从；有时帮我们保存记忆，有时也替追问设下边界。
所以，破除名相，不是离开语言去寻找一个没有名称的真实，也不是废掉词语，而是把词语带回它实际发生作用的地方。看它在具体关系里怎样运作，哪些问题因此变得难以继续追问。
以下是本期正文。
一、「从来如此」只说明它曾经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出自《狂人日记》。
人们说这句话批判了旧制度，很锋利。其实更重要的是，鲁迅用它剖开了一种极其隐蔽的论证方式：当一件事被说成「从来如此」，它便似乎不必再解释；当一种解释被尊为「传统」，它便似乎不宜再追问。
可是，从来如此，只能说明它曾经如此，不能说明它应该如此。一个观念存在得久，不等于它更接近真理；一种解释被反复传诵，也不等于它已经穷尽了传统本身。
许多传统解释都是这样获得权威的。一开始，它可能只是某个时代、某种制度、某类人群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形成的安排。时间久了，历史条件被遗忘，只剩下一个「庄严」的名相。于是，人们不再说「这曾经是一种安排」，而说「这就是传统」；不再说「这曾经服务于某种秩序」，而说「这就是真理」。
传统也许并不是一个拥有单一本质的东西，更像一组彼此重叠的家族相似。其中有礼法、习俗、文本、技艺和审美，也有权力安排与生活经验；这些东西彼此延续，却未必共享一个固定核心。
正因如此，当某种权威说「这就是传统」时，我们更要追问：它究竟取用了传统中的哪一部分？省略了哪一部分？又把哪一种历史安排说成了永恒本质？
传统当然重要，那里面有人情、秩序、审美、经验，有漫长生活留下的印记。我也算是个传统的人。只是，传统如果不能被追问，就会慢慢变成化石，看似被供奉得很高，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现实重新发生关系的能力。
活的传统应当允许重新解释。
每一代人都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面对不同的问题，拥有不同的经验材料。继承如果只是把前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背下来，未免太容易。我们需要在新的处境里重新检验：「传统」还能不能回应今天的苦难，安顿人的生活，并且限制权力、保护尊严。
如果不能通过检验，就要重新解释。如果解释不通，就要承认它的限度。如果它在某些地方已经伤人，就要有勇气说：从来如此，并不因此就对。
鲁迅这句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恢复了提问的权利。
这是一个边界问题：一个词一旦不再允许被追问，它就不再只是词，而开始替权力守门。
二、名相最先做的事，是取消区分
再看第二句话：「没有大国崛起，哪有小民尊严」。
这句话流传甚广，初听也很顺畅。国家强大，人民有尊严；国家衰弱，个人受欺负。逻辑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是细想，里面塞进了太多未经区分的东西。
国家的强盛，更多指向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位置；小民的尊严，则系于一个人在法律、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中是否被当作人来对待。
二者有关，但不是一回事。有些国家强大，个人依然卑微；有些国家并不站在世界中心，普通人却能获得更稳定的权利保障、更清晰的财产边界、更少被权力任意打扰的日常生活。
这里真正需要辨析的，是三个经常被混用的词：国家、政权、执政党。
在数十年的教育中，人们被反复训练去把这三者视为同一件事。但它们并不相同。
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包含土地、人民、历史、语言、制度、共同记忆与共同生活。政权是具体的权力结构，负责统治、治理、征税、立法、执法与动用暴力。执政党则是占据或控制这一权力结构的政治组织。
三者可以发生关系，但不能互相冒名顶替。
一个人可以爱自己的土地、语言、人民和共同记忆，同时反对某个政权的暴力；可以珍惜国家共同体，同时批评某个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可以关心民族的未来，同时要求统治者接受限制、问责与更替。这并不矛盾。
混淆通常发生在：执政党把自己说成政权，把政权说成国家，再把对国家的情感绑定到对执政党的服从上。进入这种语言游戏之后，对执政党的批评会被翻译成对国家的背叛。追问政权责任，也会被说成伤害民族共同体；要求限制权力，则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
「爱国」原本可以指向对土地、人民、语言、历史和共同生活的珍惜。一旦它被绑定到某一个政权、某一个执政党、某一种意识形态解释上，它就不再只是情感，而变成了审查工具。
更何况，人们被要求爱的，未必是国家本身，而是某个权力结构对国家的占有性解释。
同一个「国家」，进入不同语言游戏，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在宪法文本里，它可能指向政治共同体与制度安排；在诗歌里，它可能唤起土地、人民与历史记忆；到了宣传机器里，它就可能被用来要求忠诚，并让责任失去具体对象。
问题不只是「国家」这个词有没有正确定义，而是当它被使用时，它正在做什么。
名相在这里做的事情很清楚：它取消区分。只要区分能力被取消，责任就找不到具体对象，忠诚也就不再需要辨认方向。
如果一种忠诚必须靠禁止区分来维持，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爱国教育不够，而在于政治语言本身已经不诚实。
这种机制不只发生在权威话语中，也会出现在我们愿意相信的叙事里。
因为在许多历史记忆中，「受害者」、「反抗者」、「英雄」这些词，承担着抵抗遗忘的功能。它们让被抹去的苦难重新被看见，也让被污名化的人重新获得尊严。
这种功能是真实的，也很重要。但一种名相即使服务于正当的记忆，也不能因此变成新的不可追问。国家暴力的罪责不能被个体缺陷稀释；同时，国家暴力的绝对错误，也不应自动替所有反抗者建立永久的道德豁免。
破除名相的难处，不在于拆解敌人的叙事，而在于拆解自己愿意相信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