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薅羊毛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肯定改变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原本的学习和生活轨迹。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疫情，我应该会申请到学校的公费交换生，去日本享受个一年半载的有音乐，有文化的生活，围观一下奥运会，追追星看看live，写毕业论文的同时再顺便研究一下怎么在东京申请一个声音研究或者媒体艺术创作的博士。疫情让这些美梦成为了泡影，只剩下毕业论文。
疫情对学生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网课”，它让人彻底的，被迫甚至是无条件的选择了一种online的赛博生活。这其中的技术伦理暂且不谈（尽管我比较感兴趣去谈论它），这种变化对一个即将开题写毕业论文的研究生来说不可谓不严峻，因为这意味着你在“搜集资料”这个环节上从一开始就陷入到孤军奋战的状态。互联网是你最大的敌人，也是你最大的朋友，你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从互联网上得到一切你需要的信息（日语即“情报”），包括图书，论文，档案，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而这一切过程和结果的总和，即我所谓的“薅羊毛”。
从2020年3月至今，两年时间，网盘里的羊毛大约有300G左右的资料。对我来说，收集信息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找到开源的，付费的，正版的，盗版的资料，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搜集信息和检索信息的方式，也借此机会认识了很多良师益友。
说句吹牛的话，写完论文之后我也从薅羊毛的一方变成了发羊毛的一方，正所谓薅羊毛太久，自己也会变成羊（笑）。
# 2、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方向是“日本声音艺术”，其实和我的原专业“电影声音制作与理论”的关联已经不太大了——因为研究材料已经从电影扩展到了20世纪以来的”现代音乐”、”实验音乐“、”新媒体艺术“等领域，并以”日本“这个国别加以限定。促成我走上这个研究方向的原因有很多，仔细想来可能最早会追溯到大三时候的某节课，我的老师在课下闲聊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声音创作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声音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凯奇，知道杜尚，知道“现代艺术都是观念”，但是除此之外呢？What's Going On?Why Things Happen?How Things Work?很难说兴趣（趣味），好奇心（求知欲）和所谓的“学术责任感”哪个是最先/最核心的驱动力，但至少发现了很多问题是当时的学校课程框架下没有涉及的。那它至少对我而言就有可研究的价值。
研究也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比如前几天的坂本龙一在中文媒体线上直播的音乐会，我就觉得有些哭笑不得。且不说这场以“线上Live”为名的直播实际是B站本就能搜到的两年前的旧录像（此处颇有“恰烂钱”之嫌）,中文社交媒体（以微博/微信为主）对坂本龙一的了解或许大多数仅限于许知远的《十三邀》，坂本龙一在内地院线上映的个人纪录片《终曲》，以及豆瓣/公众号反复洗稿的几篇基于他个人中文版自传的造神式的软文。我的朋友圈被直播链接疯狂刷屏，转发评论中充满了某种刻奇，并且情绪的投射对象大多是坂本龙一作为一名“身残志坚的老艺术家”的人设以及「戦メリ」（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Energy Flow》等坂本龙一的电影音乐/流行音乐代表作的欢呼，而忽视了这场Live大部分时间的音乐内容的价值和意义。例如我的一位学姐就在聊天中频繁抱怨“听不懂实验三弦”、“什么时候能听到钢琴啊”云云，至于三味线演奏者本条秀慈郎是何人，它的三味线独奏是如何将传统民谣三味线曲调和现代音乐技法做了结合，即兴演奏与凯奇以来的声音艺术观念发展的关联等等，就不是寻常中国听众所关心的了。
有些难过的是，尽管老艺术家有心将这些“high art”当做一种普通的作品形态用力介绍给听众。但不难想象假如站在那里“扔石子，刮钢琴，敲铁片”的不是“坂本龙一”，而是其他某位在中国并不知名的声音艺术家，听众的反应会是怎样。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只是将看起来复杂的、束之高阁的材料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通过“国别研究”和“翻译”将这些成果进行传播，继而打破信息壁垒，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
# 3、近况
现在是一个普通的游戏音效行业的社畜，995，周末睡觉，做饭，游戏，跑一圈步，咸鱼，偶尔写写曲子或者学习一些技术知识。正在做一个名叫《喧哗上等》的播客，努力做点业余的再生产。
上班对人的精神是一种消耗。我试图将毕业论文整理成书稿，但Flag立了太久，一直鸽到现在。但我不认为鸽是件“坏事”，在收集了越来越多资料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开始担心一些写作措辞上的细节，害怕引用出错，也害怕写流水账。鸽的过程中可以学术保持了一个微妙的距离，大脑在低功耗的状态下可以继续进行一些对文章解构或者资料分析的思考。王晶说“导演想拍好片就需要充足的休息”。我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只想让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