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随着去大久保拍摄的Youtuber越来越多，原本这个容纳立ちんぼ（日本人给站街女起的专用词）的小众地方，越来越被全球游客熟知，甚至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在今年夏天，日本警方在大久保公园逮捕了四名女孩，罪名是诈骗外国男子，这四个女孩似乎集中体现了立ちんぼ所有的特点：绝望的女孩，被偷的钱包、外国的游客和歌舞伎町的牛郎。
媒体报道，这四人在过去的两年里赚到了1亿1000万日元，于是她们有了“立ちんぼ四天王”的称号。在8月底，集英社采访到了其中之一A桑，在7月份新闻报道中被确认为青柳美结的女孩。
她最初于7月22日根据《反卖淫条例》被捕，但后来被无罪释放。这似乎让A桑很恼火。“我很失望，没有人对我提出任何指控。”
在采访中，她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我被捕的时候并没有卖淫。我只是因为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才去的。我觉得我可能是被盯上，被选出来是为了警告媒体，让他们拍下我被捕的画面。我突然被捕时很惊讶，但警察告诉我我没有做任何严重的事情，48小时后就把我释放了。”
她觉得被拘留的两天过得很充实。“唯一难受的就是不能用智能手机。”
“我确实从事卖淫活动，我知道这是犯罪，所以我认为被抓、被举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从未犯过任何欺诈或盗窃罪。”
“其他女孩也犯诈骗、偷窃罪，但我不是。其实我只是在做普通的卖淫，所以没有被控诈骗，很快就被警方释放了。”
我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说外国人和老年人遭遇诈骗和盗窃，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的发型很艳丽，化着难看的妆，看起来像动漫人物，这常常吸引那些喜欢日本文化的外国人，他们会跟我说话，所以故事被夸大了。
在采访中被透露的细节：今年夏天，LINE 上出现了一个站街女群，她们在其中分享卧底警察的信息和照片。A桑显然是这个群的创建者，群里有26 名性工作者。
我当然是这个小组的原始成员之一。然而，一开始它感觉更像是一个公告栏，人们只是简单地发布一些内容，比如‘我今天很无聊’或‘今天非营利组织发放的餐食是某某某’。确实，大约一年前，当便衣警察巡逻变得更加频繁时（在大久保公园附近），人们开始发布警察的照片以示警告，但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感受到了同志情谊或其他什么。我们只是因为无聊才发帖。
她真的在短短两年内就赚了超过1亿日元吗？
“实际上，我从事卖淫三年来赚了大约9000万日元。但我只剩下大约20万日元。我只是不停地赚钱，不停地花。”
她担心未来吗？显然她现在很担心，因为她被捕后，她的照片和真实姓名被公开在网上。
“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容貌被公开后，我决定不再当街卖淫。我不想再过这种需要出卖肉体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太害怕别人会怎么想了，以至于我一段时间都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靠近歌舞伎町。”
但似乎你可以把女孩带离大久保，却无法把大久保从女孩身上带走。8月下半月，她多次回到公园，通过打拍子赚些钱。
“即使我不在歌舞伎町，也会有人发假帖子，说我又去那里跳太极拳了。我试着去质问那些所谓的发帖人，但他们要么回避我的问题，要么就跑开了。”
她声称自己想改邪归正，但也知道自己因在网上出名而面临的困难。
“现在我的真名和脸都暴露了，我感觉自己永远也得不到面试机会了。我真想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找个体面的工作。都说谣言能维持75天，所以我觉得我得再等一段时间，等风波平息了。”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她的家庭背景有些困难，她是三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三个兄弟姐妹的父亲都不同，她被告知只要完成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就可以工作。
“最终，我还是考上了高中，但我爸却不肯为学校旅行之类的活动买单。这简直就是所谓的经济暴力。从高中开始，我就忙于打工，工作到凌晨，甚至开始和“糖爹”进行援交，以换取性服务。”
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课后托管机构工作了大约三个月。
“我其实想上大学，但父母只让我学护理或教育，而且因为家庭收入高，拿不到奖学金，所以就放弃了。为了逃避父母的管束，我偷偷地在粉红沙龙和外送服务打工，攒够了钱就辞去了课后托管中心的工作。之后，我去了各种各样的“Con Cafe”和外送服务，也常去“MenCon”（男性概念咖啡馆）和男公关俱乐部。找到心仪的男公关后，就开始为他花钱。”
当不劳而获的诱惑不断出现时，想要走正路是很困难的。
“我现在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帮忙，该组织支持那些在歌舞伎町卖淫谋生的女孩。我会和那些因为没钱给伴郎而站在那里哭泣的女孩们交谈，倾听她们的故事。但这样每天只能挣3000日元。所以我还是继续和那些我之前结识的有钱“干爹”们见面。”
如今，她已经融入了新宿的生活，无法摆脱它的魔爪。“我所有的朋友和社群都在新宿，所以不来这里是不可能的。”
在采访中，她显然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只是对自己的困境感到沮丧，两周后她再次被捕。
但是，大久保公园和东横的真实问题，其实比比媒体采访报道中要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