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ChatGPT deep research
引言
在中西方文学与神话中,都存在挑战权威、反抗压迫的叛逆英雄形象。这些角色不遵循既定秩序,敢于向神明、王权甚至命运发起抗争,在各自文化中拥有广泛影响力。本文将对比中国与欧美文化中的叛逆英雄代表,如中国的孙悟空、哪吒、杨戬,以及西方神话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等,分析他们反抗的对象、文化影响、社会背景,并探讨现代流行文化对这些形象的再塑造。
中国的叛逆英雄形象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是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核心人物,一个“石猴”出身的英雄形象 (Monkey King - Wikipedia)。他通过修炼获得七十二变等神通,桀骜不驯,不满天庭束缚,遂“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的统治 (Monkey King - Wikipedia)。孙悟空拒绝屈居天庭底层官职(弼马温),自封“齐天大圣”,公然挑战神权秩序。这一反叛举动实质上是个人价值追求与天庭等级秩序之间的冲突,象征着对封建专制的隐喻 () ()。正如研究所指出:“孙悟空的叛逆形象不仅是对天庭的反叛,更试图建立新的天庭秩序——这是对古代专制的隐喻” ()。他甚至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豪言,要玉帝让位于自己,否则就继续造反,让天庭不得安宁 ()。这种挑战权威的姿态使孙悟空成为自由与反抗的象征,其“大闹天宫”的情节长期为民间传颂。
然而,在故事后续中,孙悟空的叛逆被如来佛祖降服,他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最后皈依取经团队 (Monkey King - Wikipedia)。这种转折体现出传统文化对叛逆精神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欣赏其反抗勇气,另一方面又强调最终回归正道。但这并不妨碍孙悟空形象的广泛流传。他在民间信仰与后世文艺中极为受欢迎,被视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神话英雄。其叛逆精神在20世纪被重新诠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语境中,孙悟空桀骜不驯的一面被强调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大闹天宫》(1961年动画)突出他对既定体制的蔑视和抗争,将其解读为争自由平等的阶级斗争英雄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当时官方话语将孙悟空塑造为“自由的象征”和“阶级革命的领袖”,认为他发动暴力革命是为追求自由平等,而不再被视为简单的顽劣不敬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由此可见,孙悟空形象随着时代演变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但核心的叛逆精神始终令人向往。
哪吒:对抗父权与神权的少年英雄
哪吒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少年叛逆英雄,地位仅次于孙悟空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源自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等传说,他是托塔李天王李靖之子,自幼顽劣不羁。在传说中,年仅七岁的哪吒就搅动东海,与东海龙王之子发生冲突并将其斩杀,导致天庭震怒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面对龙王索命和父亲李靖的责罚,哪吒不甘受辱,毅然自刎以谢父母,以死抗争天命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其师太乙真人又以莲花化身将他复活,使哪吒以全新姿态重生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这一传奇体现了哪吒对父权和神权的双重反抗:他既反抗了龙王等神祇的威压,也违逆了父亲的意志。传统解释将他自尽视为至孝的体现,但在现代解读中,这一极端行为被赋予了新的叛逆意义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
20世纪的文艺作品突出哪吒的反叛精神。例如1979年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映,被视为经典。这部影片借哪吒之手大战龙王,寓意一个痛恨邪恶、服务人民的少年英雄对抗残暴势力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片中李靖(父亲)形象也有所变化:他被塑造成昏庸保守的父权代表,哪吒最终选择与父决裂,斩断封建父子关系以对抗封建宗法结构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正如评述所言:“影片将哪吒塑造成对其人生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和专制发起叛逆的青年象征”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这种诠释暗合革命文学中“斩父”母题——为了建设新社会,青年英雄必须与腐朽父辈决裂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在故事高潮,哪吒一身白衣于风雨夜拔剑自刎,以惊世一击展现反抗压迫的决心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哪吒形象因此成为青年反抗权威的象征。现代改编则赋予哪吒新的内涵。例如2019年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弱化了哪吒反抗父亲和神权的外在矛盾,而将主题转向他对抗命运的束缚:哪吒决心“我命由我不由天”,对抗的是宿命论和偏见,而非具体的父权或神权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这种改变使叛逆主题更贴合当代观众关注的自我定义议题,但反抗精神依旧是角色成长的核心。
杨戬:劈山救母的桀骜神将
杨戬(又称二郎神)是在中国神话体系中颇具叛逆色彩的英雄。他的身世背景因不同传说而异,但最广为人知的形象是玉皇大帝的外甥、拥有第三只真眼的少年神将 (Erlang Shen - Wikipedia)。杨戬最著名的叛逆事迹莫过于“劈山救母”:其母亲因为违犯天规(下嫁凡人刘彦昌)被玉帝镇压于华山之下,杨戬长大后不顾天庭禁令,挥巨斧劈开桃山救出母亲 (Erlang Shen - Wikipedia)。这一壮举是对天界权威的直接挑战,表现出他重亲情胜过对神权的服从。在神话叙事中,杨戬此举被颂为大孝大勇,但从叛逆英雄角度看,他体现了对不公天条的抗争:为了伸张正义与孝道,不惜对抗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
在经典小说《封神演义》中,杨戬是阐教玉鼎真人的弟子,亦扮演推翻商纣暴政的重要角色。他协助姜子牙和周武王伐纣,属正义叛乱阵营的一员。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小说演义,杨戬都秉持着桀骜不驯的个性。他在《西游记》中曾奉命下凡与孙悟空斗法,但原著对他的描写透露出其内心对天庭的傲然态度:“劈开桃山救母,威名远扬;心高不认天上亲,骄傲独归灌江口” (Erlang Shen - Wikipedia)。这段描述表明,杨戬虽然身为玉帝亲戚,却“心高气傲,不把天庭亲属放在眼里”,宁愿逍遥一方神域,也不愿屈居天庭 (Erlang Shen - Wikipedia)。这种独立不羁的性格使他成为神话中少见的不服管束的神祇。民间甚至流传“反天庭三大圣”的说法,指的就是孙悟空、哪吒与杨戬三位屡次挑战天庭权威的传奇人物 (The SECRET Rebellion Story Explained | Black Myth Wukong Lore)。总的来说,杨戬以正义之名造反的形象深入人心:他既有对抗神权的勇气,又有匡扶亲情与道义的正当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奉为有情有义的叛逆英雄代表。
欧美的叛逆英雄形象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的勇敢反叛者
在西方神话中,古希腊泰坦神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堪称最接近孙悟空等中国叛逆英雄的形象。他以大胆偷取天火赠予人类而闻名,这一行为直接违抗了主神宙斯的命令 (Prometheus - Wikipedia)。普罗米修斯的反叛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奥林匹斯诸神,他为了人类的福祉挑战神权,由此成为西方文化中“为众生利益而反抗强权”的象征 (Prometheus - Wikipedia)。正如一篇分析所指出的:“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被奉为叛逆的象征,是敢于挑战诸神的反抗英雄原型” (The Myth of Prometheus: Rebellion, Power, and Human Progress)。他不顾个人安危,将象征文明与知识之火带给人类,启迪了人类的进步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这一大无畏的抗争精神使他赢得“人类的恩人”“人类的冠军”之誉 (Prometheus - Wikipedia)。
然而,普罗米修斯也为反叛付出了沉重代价:宙斯震怒之下将他锁链缚于高加索山崖,让神鹰每日啄食其肝脏,日复一日,永无解脱 (Prometheus - Wikipedia)。尽管遭受永罚,普罗米修斯坚韧不屈的形象却激励着后世无数心怀抗争精神的人。西方文人常用“普罗米修斯式的”来形容壮烈的反叛者。18-19世纪的浪漫派诗人尤为推崇他:英国诗人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把普神塑造成对抗宙斯暴政的英雄,赞美他坚持自由与正义的叛逆精神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雪莱甚至直言:“唯一能与普罗米修斯相比的虚构存在就是撒旦” (Prometheus the Hero and Satan)——将普罗米修斯与《失乐园》中的路西法并提,可见在浪漫主义者眼中两者都是高贵的反抗权威的象征。此外,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还影响了科幻和哲学领域: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副题即为“现代普罗米修斯”,暗示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对自然法则的僭越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胆魄与悲剧性。哲学家尼采也以普罗米修斯象征人类意志对自身极限的超越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因此,普罗米修斯作为叛逆英雄的母题在西方源远流长,从古典神话一路传承到现代思想与大众文化,始终代表着反抗强权、追求进步的伟大精神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
路西法(撒旦):《失乐园》中的堕落反叛者
在西方宗教文学中,米尔顿的史诗《失乐园》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叛逆英雄形象——堕天使路西法(即撒旦)。撒旦原是天堂的炽天使,因不满上帝的绝对权威而发起对抗上帝的叛乱,最终战败被逐出天堂。在《失乐园》中,米尔顿以宏大的同情笔触描写了撒旦堕落后的心路历程,将其塑造得雄辩、倔强而悲壮。撒旦不肯臣服,宁可“统治地狱,不事天堂”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地狱即心造天堂”,这些豪言都体现出他对神权统治的不甘与对自由意志的执著追求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米尔顿笔下的撒旦具有某种悲剧英雄色彩:他失去天堂却“不失斗志”,誓言“永不屈服”继续与天堂作战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这种形象引发后世广泛议论。浪漫派诗人如威廉·布莱克、雪莱等人就将撒旦视为《失乐园》的实际主角,称“米尔顿无意中站在魔鬼一边”,并赞赏撒旦对天堂暴政的反抗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他们认为撒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专制神权的叛逆抗争,是个人反抗至高权威的英雄(尽管是堕落的英雄)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
撒旦形象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被视为**“拜伦式英雄”(Byronic Hero)原型之一:傲慢孤独、桀骜不驯又内心痛苦的贵族式反抗者形象。拜伦等浪漫主义作家在作品中常塑造类似撒旦的角色(如《该隐》《曼弗雷德》),这些人物都有强烈的反叛精神,蔑视传统权威,以个人意志对抗命运或社会。学者指出,米尔顿的撒旦成为西方个人主义崇拜的一个原型,“代表了从一元化极权体系中突围而出的可能性……表达了无论代价如何都要彰显自我、打破桎梏的思想,非常崇高而富有感染力” (The Satanic Scholar)。现代流行文化中,也多有对撒旦/路西法形象的重新演绎。例如美剧《路西法》中,堕天使被塑造成游走于善恶之间的魅力人物,以一种反英雄(anti-hero)的姿态继续反叛天命。这些改编强化了撒旦作为叛逆者符号**的文化意义。在西方语境下,虽然撒旦在正统宗教中是邪恶之源,但作为文学形象,他却象征了对至高权威的大胆质疑和对个体自由的张扬,丰富了叛逆英雄的谱系。
罗宾汉等凡人反叛英雄:反封建与抗暴政的传奇
除了神话宗教人物,欧美民间和历史中也有许多凡人叛逆英雄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传说中的罗宾汉(Robin Hood)。罗宾汉是一位绿林好汉,他聚集“快乐伙计们”在舍伍德森林落草为寇,专门劫富济贫,和腐败残暴的诺丁汉郡长及篡位的约翰王子作斗争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罗宾汉所反抗的是中世纪的封建暴政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在他的传说中,国王理查德远征在外,国内人民饱受苛政,罗宾汉挺身而出对抗压迫,成为穷苦百姓心中的英雄。这个形象体现了底层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精神:罗宾汉作为义贼,挑战法律权威但伸张社会正义,因而被赋予了正面价值。正如研究指出,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象征着正义与反叛,提醒人们团结与勇气可以推翻最暴虐的政权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罗宾汉的故事通过代代相传的民谣、戏剧和文学作品广为流传,成为反抗压迫的永恒象征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在近代和当代,罗宾汉题材被无数次改编搬上银幕和舞台,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劫富济贫”的代名词**,代表着人民对抗暴政的浪漫理想。
西方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中,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也是叛逆英雄的典型。他是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角斗士,公元前73年率领奴隶起义,席卷意大利南部。尽管最终起义被镇压,斯巴达克斯本人战死沙场,但他的事迹被后世传颂为奴隶反抗奴役的正义之战。美国小说家霍华德·法斯特和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将这一故事改编成小说和电影《斯巴达克斯》(1960),塑造出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不朽英雄形象。当斯巴达克斯在银幕上高呼“我是斯巴达克斯”时,这一片段成为集体反抗压迫的经典写照。同理,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民英雄、近代抵抗运动领袖等,都在西方叙事中被塑造为叛逆英雄,用以歌颂反抗暴政的正当性。
进入现代文学影视,许多虚构人物继续这一传统。例如,反乌托邦小说和影视塑造了大量对抗极权统治的平民英雄:奥威尔《1984》中的温斯顿偷偷反抗老大哥的精神压制;《V字仇杀队》中神秘人V带着盖伊·福克斯面具掀起对极权政府的革命;《饥饿游戏》中凯妮斯·艾弗丁(Katniss Everdeen)领导被压迫的十二区民众起义反抗极权统治。尤其是《V字仇杀队》中的面具已成为现实中抗议者的标志——17世纪反抗议会的盖伊·福克斯戴的面具经由漫画与电影传播,被当代抗议运动(如“占领华尔街”)广泛采用为匿名象征,一种“一看就明白的叛逆符号” ("Vendetta" mask becomes symbol of Occupy protests - CBS News)。这些例子显示,在西方文化中,反抗暴政的英雄母题经久不衰,从中世纪传奇到当代科幻,无论人物是否真实存在,都体现了人们对抗不公和争取自由的崇高敬意。
反抗对象:神权、封建秩序与极权统治
各文化的叛逆英雄虽背景各异,但他们反抗的对象大致可归纳为几类权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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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与神界秩序:许多叛逆英雄直接挑战超自然神灵的权威。在中国神话中,孙悟空和杨戬的矛头都指向天庭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他们大闹天宫、劈山救母,体现对神权统治的不服从 () (Erlang Shen - Wikipedia)。西方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违背宙斯意志盗火,人类由此摆脱对神的绝对依赖 (Prometheus - Wikipedia);米尔顿笔下的撒旦则是对上帝权威的终极叛逆,被浪漫主义者解读为反抗“天堂暴政”的英雄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无论中西,这类反叛都指向至高神权,象征着凡间/个体对神圣秩序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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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间帝王与封建秩序:叛逆英雄常反抗人间的君主专制和不公统治。在中国,《封神演义》中哪吒、杨戬等协助武王伐纣,实际就是辅佐武王革命、推翻暴君商纣的过程,代表对腐朽封建王朝的正义之师。水浒传等作品中的梁山好汉同样是反抗贪官污吏、苛政暴敛的一群草莽英雄。西方传说中的罗宾汉直接反抗篡位夺权的约翰王子和贪虐的郡长,成为反封建暴政的平民救星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斯巴达克斯揭竿而起对抗罗马奴隶主,则是反帝制奴役的象征。这些英雄挑战世俗权威,矛头指向不义的君王和制度,因而广受民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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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及宗法束缚:在宗法社会中,家长权威也是一种强大的秩序象征。中国神话里哪吒弑龙自刎的传奇,除了对神灵之权的蔑视,也包含对父亲李靖权威的公开抗拒——他以断绝父子关系的决绝方式来反抗父权和家族束缚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中极其叛逆,也凸显了角色争自由的决心。相较而言,西方神话传说中少有直接与父母决裂的英雄(毕竟西方神话更多是子嗣推翻父神,如宙斯推翻父亲克洛诺斯,但那仍是在神权斗争范畴)。不过,在现代文学中也出现了反叛父辈价值观的主题,例如青年人为了信念与家庭决裂的故事等。总体来说,叛逆英雄对家长制权威的挑战在中国作品中更为鲜明,是反封建伦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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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统治与专制政治:随着历史发展,叛逆英雄所针对的对象扩展到现代极权政府和独裁统治。在虚构的反乌托邦世界里,英雄们反抗的对象是高度集权压迫的政权机器。例如《1984》里的老大哥政权、《饥饿游戏》里的科匹托尔独裁,以及漫画改编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未来极权政府等。叛逆英雄通过地下抗争、武装起义等方式对抗极权政治,争取民主和个人自由。这样的故事映射出现实中的极权主义,对当代观众具有强烈共鸣。尽管这些情节属于文学和影视虚构,但其反抗对象——极端专制的统治——与现实历史中的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有明显对应。这表明叛逆英雄的概念不断与时俱进,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形式的不公权力展开斗争,从神权到皇权再到极权,始终体现人类追求自由、公正的愿望。
概括而言,无论是对神**“犯上”,还是向王“造反”,叛逆英雄们的反抗对象本质上都是某种高高在上且压迫性的权力**结构。正因如此,他们的事迹才会被赋予正义意义,在民众心中引发共鸣与崇敬。
文化影响与流传
中国:叛逆英雄的全民记忆与影响
中国的叛逆英雄形象通过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经典文学和后世改编,早已深深烙印在民族文化心理中。这些角色之所以广泛流传、长盛不衰,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故事精彩传奇,具有文学和娱乐价值;另一方面,更因为其象征意义契合了人民对抗不公、向往自由的情感需求。孙悟空、哪吒、杨戬等形象在历史上不断被重新诠释,每个时代都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保持生命力。
在民间信仰与传统艺术中,这些叛逆英雄甚至被奉为神祇加以祭祀或演绎。例如闹海后自尽复活的哪吒,被奉为藕塘李三太子,在华人世界一些地区有供奉他的习俗,将其视作少神英雄保护孩童之神。孙悟空在某些寺庙道观中也享受香火,被认为能够降妖伏魔、护佑一方。这些都说明叛逆英雄已超出文学角色范畴,融入了文化传统。
在文学艺术的延续方面,明清以来的小说、评书、戏曲大量改编了这些英雄事迹,确保其代代相传。京剧和地方戏中有许多经典剧目如《大闹天宫》《闹东海》《劈山救母》等,以舞台形式再现孙悟空、哪吒、杨戬的传奇,让传统社会各阶层皆耳熟能详。清末民初的评书和连环画也广泛传播他们的故事。
这些形象对后世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当代的奇幻文学、动漫游戏中常以孙悟空或哪吒为原型进行再创造。如日本漫画《龙珠》主角孙悟空(孙悟空)直接取自齐天大圣之名,其形象(猴尾、如意棒、筋斗云等)也借鉴了中国美猴王的元素,可见孙悟空的影响力之跨文化之广 (Goku inspired from Sun Wukong? : r/dragonball - Reddit)。再如许多国产动画、影视作品频频翻拍《西游记》《封神演义》,不断强化这些角色的知名度。正因为他们在大众心中根基深厚,每当社会需要鼓舞士气或宣扬某种价值时,往往会借用这些叛逆英雄的形象。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动画《大闹天宫》在特殊时代被用来隐喻反抗旧制度,成为一代人共同记忆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1979年的《哪吒闹海》紧扣文革后期革命叙事,赋予哪吒鲜明的阶级斗争意味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而近年来,新的文艺作品又赋予这些角色更贴近现代价值观的诠释,如强调个体抗争命运(2019年《哪吒》)或人性挣扎(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将孙悟空塑造成在爱恨中挣扎的反叛者)。这些不同角度的塑造都使传统叛逆英雄在新时期保持活力并影响新的受众。
总体而言,中国的叛逆英雄之所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正是因为他们兼具娱乐魅力与象征意义。在娱乐层面,他们的神通广大、叛逆冒险满足了人们对传奇故事的期待;在精神层面,他们体现的反抗精神和自由意志给予了读者观众情感共鸣和心理慰藉。无论是在封建压抑时代给人以想象中的解脱,还是在现代社会提供文化认同和商业价值,这些形象都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不仅在原生文化中流传,还随着华人移民和文化输出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文化宝库的一部分。
西方:叛逆英雄的象征传承与再创造
西方文化中的叛逆英雄形象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跨时代、跨媒介反复出现的母题与符号。
在文学思想领域,普罗米修斯和路西法(撒旦)这两大经典叛逆形象启发和象征了无数后继作品与理念。18、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将普罗米修斯视为追求自由知识的象征,诗人歌德、拜伦等都创作了有关普罗米修斯的诗篇,赞美他的反叛精神与对人类的奉献。**“普罗米修斯式”**一词进入西方词汇,常用于形容为了进步而大胆挑战权威的人物。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更被赋予哲学意味,象征人类获取知识、争取自由的艰辛历程,他的受难被比作为全人类承受苦难的救世情怀。直到现代,普罗米修斯仍是不少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例如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将他描绘为推翻暴政、解放人类的英雄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而科幻文学中,“普罗米修斯”经常被用作大胆探索未知、赋予生命之举的隐喻。
米尔顿的撒旦形象则直接影响了**“拜伦式英雄”这一文学角色类型。许多19世纪的小说、诗歌塑造了具有撒旦影子的主角:他们高傲、叛逆、离经叛道却又深沉孤独,如拜伦笔下的典型主角和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等。这些角色虽非传统意义上的正面英雄,但他们体现的反抗精神、不妥协姿态深受读者青睐,被看作对虚伪社会和桎梏命运的抗争者。可以说,米尔顿塑造撒旦时无意间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叛逆原型**,其影响延续至今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此外,撒旦/路西法形象在通俗文化中特别是在哥特文学、重金属音乐等亚文化中被频繁引用,象征对正统的颠覆和对桎梏的反叛。
在民间传奇与大众娱乐方面,罗宾汉的故事成为西方叙事中义勇反叛的模板。后世许多文艺形象都可看出罗宾汉传奇的影子:如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侠盗(马克·吐温笔下的一些角色)、现代动作电影中的义贼角色等。罗宾汉本身更是在戏剧、影视、动漫游戏中反复出现——从迪士尼动画里的狐狸罗宾汉,到好莱坞多版本电影(如1938年、1991年、2010年等不同年代都有经典改编),他永远被塑造成伸张正义的叛逆者,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罗宾汉及其“劫富济贫”母题也影响了全球其他地区的英雄传说(例如中国清末出现的侠盗题材就借鉴了类似理念)。可以说,他成为全世界反抗不公的文化符号之一:他的绿林冒险激励着人们相信草根也能对抗强权。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
历史叛逆英雄如斯巴达克斯等也透过现代媒体得到新生。斯巴达克斯的故事除了1960年电影外,在2010年代被改编成美剧《斯巴达克斯:血与沙》等系列,再次风靡,让新一代观众了解这一反抗压迫的史诗。该剧直截了当地颂扬奴隶们对抗罗马暴政的勇气,强化了斯巴达克斯作为自由象征的地位。
在现代流行文化和现实影响中,叛逆英雄的符号力量甚至超出了作品本身。前述《V字仇杀队》的面具例子表明,一个虚构叛逆者形象(V采用的盖伊·福克斯面具)能成为现实运动的象征 ("Vendetta" mask becomes symbol of Occupy protests - CBS News)。同样,《饥饿游戏》系列催生的大众文化符号“嘲笑鸟”(Mockingjay),代表反抗极权的标志,也曾被一些社会运动借用。许多青年读者视书中女主角凯妮斯为榜样,将她的坚强与反叛精神带入现实的平权或抗争行动中。这种从文学到现实的符号迁移显示了叛逆英雄形象的鼓舞作用。再比如,《黑客帝国》电影中的尼奥对抗机器统治的剧情,被视作数码时代对系统反叛的隐喻,片中“觉醒反抗”的red pill蓝药丸意象甚至进入了互联网次文化。超级英雄电影中也屡见反叛母题:如《美国队长3:内战》中超级英雄为个人信念对抗政府管控、《X战警》系列中变种人反抗人类歧视压迫等等。这些故事核心都延续了个人良知对抗强大权力的传统母题,可看作叛逆英雄的变体在新语境下的体现。
综上,西方叛逆英雄形象在不同领域留下了深刻烙印:他们在文学中形成象征意象,启发思想;在通俗文化中化为引人入胜的英雄故事,娱乐大众;在现实中又往往被拿来做抗争符号,鼓舞人心。正是这种多层次的影响,使这些形象历经岁月仍鲜活:他们所代表的反抗精神已融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之中,并随着文化产品传播到全球,成为全人类共通的精神财富。
社会背景与叛逆英雄的兴起
叛逆英雄并非凭空产生,其出现和流行往往与特定历史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思想潮流会催生出具有对应精神气质的叛逆英雄,并影响他们故事的传播与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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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背景:许多中国叛逆英雄形象兴盛于社会转型或思想解放的时期。明代是市民社会和通俗文学繁荣的时代,《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充满反抗精神的小说诞生并广受欢迎,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桎梏的想象性突破。比如,《封神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它讲述武王伐纣推翻商朝的故事,正好呼应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汤武革命”观——即暴君无道则天命允许改朝换代。明代作为汉人推翻蒙古人建立的新朝代,对于“正义起义”的叙事是认同的,因此哪吒、杨戬等助周伐纣的角色获得了正面塑造和大众喜爱。这些叛逆英雄故事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当时文人和百姓对腐朽统治的不满及对明君清平的期待。再看《西游记》,其在嬉笑怒骂的神魔故事中影射了明代官僚体系的弊端(如天庭对应人间官场,神仙也分三六九等、推诿扯皮),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带有对现实等级秩序的讽刺。这种隐喻在专制高压的历史环境下给读者提供了安全的宣泄途径——通过神话想象来表达对权威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
此外,思想解放潮流也孕育了叛逆英雄形象的流行。晚清民初,新思想涌入,中国社会批判封建礼教,于是像哪吒抗父这样的故事内涵被重新阐释为反抗封建宗法伦理的先声,受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人士的推崇。当时有学者将哪吒称为“少年中国”的象征,因为他敢于对父权说不,符合新一代反封建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氛围进一步影响了叛逆英雄的宣传方向。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官方提倡的文艺强调“造反有理”,于是孙悟空、哪吒这些形象被用来映射革命者,突出其打破旧世界的勇气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例如京剧样板戏《闹天宫》、动画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都制作于这一背景下,作品渲染他们与天庭、龙王的斗争犹如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这说明在革命年代,叛逆英雄的故事被赋予了鲜明的现实政治寓意,迎合大众斗志,因而更加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价值多元化,叛逆英雄形象的解读也相应变化。例如,21世纪的改编作品淡化了阶级斗争色彩,而着重个人命运和情感(如《大话西游》中把孙悟空刻画得更人性化、纠结于爱恨,《哪吒之魔童降世》强调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变化映射出现代中国社会更加关注个人成长与自我突破的主题。这些时代需求使传统叛逆英雄不断有新的故事内涵,以满足新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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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背景:西方叛逆英雄的出现也往往与社会思想变革同步。古希腊时期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流行,可能与希腊人逐渐以人文理性审视神权有关。普罗米修斯被崇敬,折射出古希腊对智慧和人类中心地位的推崇。在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被描绘得相当专横,普罗米修斯则成为正义与良知的代言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希腊城邦民主思想萌芽时期对专制统治(即使是神王)的质疑。
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推翻并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建立过短暂的共和国,但不久王权复辟。这一剧烈的政治动荡影响了诗人约翰·米尔顿。他本人是共和派,曾支持反抗君主专制。革命失败后的失落心境,很可能投射在《失乐园》的创作中:撒旦的形象带有革命者的影子,其叛乱的动机、失败后的不屈,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米尔顿对自由意志的执著和对王权专制的痛恨与警惕。因此可以说,《失乐园》中叛逆天使的动人塑造,与米尔顿所处时代的政治-宗教冲突息息相关。这一角色之所以后来引起浪漫派共鸣,也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大革命时代: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接连爆发,人民主权和个人解放成为时代最强音。浪漫主义者对米尔顿撒旦的礼赞,其实是受启蒙思想和革命精神鼓舞,将撒旦看作对抗暴君上帝的象征,以隐晦方式表达对凡间暴君的反对。比如,诗人拜伦在其诗作中多次影射拿破仑为路西法式的人物——既有雄才大略又因僭越秩序而堕落,这体现出革命时代英雄崇拜与对权力腐化的双重思考 ([PDF] Individualism: The Romantic Hero - ResearchGate)。总之,欧洲的启蒙与革命动荡时期为叛逆英雄形象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塑造出许多具有时代精神的反叛角色。
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极端历史情境,又催生了新的叛逆英雄母题。面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人们从历史和传说中汲取灵感,以文艺形式塑造反抗极权的英雄来提振士气。二战期间,英国电影《罗宾汉》(1938年由好莱坞拍摄)在同盟国中大受欢迎,被视为对抗纳粹的隐喻激励。二战后的冷战阴霾和东方极权的存在,也让反乌托邦文学成为反思和警醒的热点,其中的主人公多是以弱抗强的叛逆者(如《1984》发表于二战后不久)。20世纪中后期的民权运动、青年反文化运动同样产生和拥抱叛逆偶像:摇滚乐和影视中崛起大量反叛偶像,如电影《逍遥骑士》《叛逆无因》塑造了对抗主流价值的青年形象,英雄不再对抗神魔,而是对抗保守社会和僵化制度,这与当时西方青年对权威的不信任和要求改变的社会思潮相符。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新一代叛逆英雄常常体现对科技异化和集权监控的反抗(如《黑客帝国》中人类对抗机器矩阵、《饥饿游戏》中平民对抗极权娱乐政治)。这些作品的流行背景是当代人对个人隐私、自由权利受到威胁的焦虑和反思。从“阿拉伯之春”到各地民主运动,现实中的抗争又反过来强化了大众对叛逆英雄故事的兴趣。可以发现,当社会出现压抑与反抗的张力时,叛逆英雄题材往往更加风靡,因为它迎合和宣泄了公众情绪。例如,在香港“雨伞运动”等抗议活动中,就有青年高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悲惨世界》改编电影的革命歌曲)并使用《饥饿游戏》的三指礼,借用文艺作品中的叛逆意象来表达抗争诉求。这类现象说明,叛逆英雄形象不但是社会产物,反过来也为社会运动提供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叛逆英雄之所以在特定时代诞生并受追捧,绝非偶然。社会的不公、压迫感催生了对英雄反抗故事的渴望;而思想的解放、价值观的转变又赋予这些故事合法性和感召力。当统治秩序过于严苛或腐败,人民便在传说和文学中塑造叛逆的英雄,寄托他们无法实践的愿望;当社会进入变革期或动荡期,这些叛逆英雄又往往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因此,每一位经典叛逆英雄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期待变革的时代身影。他们受欢迎,正因为满足了人们在现实中某种情感与心理需求:无论是古代对公正王朝的期盼,还是现代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叛逆英雄的故事都给了人们希望、勇气或警醒。
现代流行文化的再塑造与传播
进入现代,全球化的传播媒介和多元的文化市场为传统叛逆英雄形象提供了全新的演绎平台。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游戏等媒介不断重塑并推广这些经典形象,使他们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焕发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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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叛逆英雄的现代演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孙悟空、哪吒、杨戬等频繁出现在影视屏幕和动漫作品中,形象日趋丰富立体。1961年的彩色动画《大闹天宫》以精美的艺术和隐喻手法重新诠释孙悟空叛逆天庭的故事,被誉为中国动画的里程碑,奠定了几代人心中孙悟空勇于反抗、机智可爱的形象。1979年的《哪吒闹海》则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将哪吒塑造成反封建的革命少年,其壮烈场面至今为人称道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电视剧忠实再现了小说情节,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剧中孙悟空机灵顽皮又忠诚可靠的一面深入人心。在这一版本里,叛逆的孙悟空最终接受了唐僧的规劝和佛法的约束,这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主流价值观对秩序与反叛平衡的考量:既肯定悟空的英勇,也强调法度对其约束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
新世纪以来,对传统叛逆英雄进行了更大胆的改编和跨媒体拓展。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1995)让孙悟空经历了一场爱情与宿命的纠葛,凸显了他内心的孤独和反抗天命的无奈,在搞笑外衣下赋予悟空形象悲剧色彩,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网络小说《悟空传》(今何在著,2000年左右)彻底以现代人视角解构了孙悟空及整个西游故事,将天庭和佛祖都描绘得冷酷专制,塑造了一个为自由不惜与天地为敌的热血悟空。这部小说掀起一阵“颠覆经典”的风潮,也影响了之后许多相关改编作品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动画方面,2015年国产3D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全新剧情展现孙悟空从沉寂500年到重新崛起对抗强敌的故事,突出他内心对束缚的反感与对正义的担当,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一老牌英雄在新世代的号召力。
哪吒形象在新世纪也经历了剧烈的改造。2019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中国影史动画票房冠军,它大胆颠覆传统:将哪吒设计为“魔丸转世”,一出生就被视作恶的化身。影片主题聚焦于哪吒对抗偏见与命运,他不再以父亲和龙王为敌,而是将矛头指向天命的不公:“我命由我不由天!”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这一呐喊令观众热血沸腾,成为新的金句。结局中哪吒毅然迎战天雷,以牺牲成全苍生,成功完成自我救赎,证明了即便“命中注定是魔”,也能选择成为英雄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这种对叛逆的强调已经从反权威转向反宿命,契合当代青年强调自我价值的心理,因此引发强烈共鸣。《新神榜:杨戬》(2022)等影片则继续将传统神话英雄拉入新颖的世界观中再造,杨戬在片中被赋予潇洒不羁的侠客气质,延续了其桀骜风范,也丰富了人物性格,使观众在熟悉中感到新鲜。
除影视外,电子游戏也成为传统叛逆英雄的新舞台。例如国产大型游戏《黑神话:悟空》(2023测试版推出)将孙悟空的冒险与暗黑风格动作游戏融合,吸引国内外玩家关注。这款游戏不仅在玩法上创新,还通过剧情探索悟空在“五行山下”被镇压后的心理,重拾他反抗不公的初心,迎合了全球玩家对东方英雄的兴趣。有报道指出,许多欧美玩家也被悟空叛逆不屈的魅力吸引,将这位中国神话英雄视为和西方角色一样酷的存在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可以说,中国叛逆英雄正通过现代娱乐工业走向世界舞台,其形象不断被赋予国际化的表达,却依旧保有反叛挑战精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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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叛逆英雄的现代传播:西方经典叛逆英雄在当代同样被反复重现,甚至融入全球流行文化语言之中。希腊神话题材通过好莱坞大片、畅销小说等为大众所熟知。例如,电影《普罗米修斯》(2012年,雷德利·斯科特导演)借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意象,将一艘星际探索飞船命名为“普罗米修斯号”,隐喻人类在科幻情境中对创造者的叛逆与探索。这部影片虽然情节上与泰坦盗火相去甚远,但标题即刻让观众联想到挑战神权禁忌的主题。此外,在奇幻文学中,“普罗米修斯”经常出现:如Rick Riordan的小说《波西·杰克逊》系列中,普罗米修斯作为角色登场,继续象征人类阵营的智慧与反叛。学术领域和科普中,“普罗米修斯”还被用来命名奖项、计划(例如用于比喻科学突破带来的伦理挑战),可见这一形象早已成为知识与反抗的代名词。
米尔顿的《失乐园》虽然晦涩难懂,但其叛逆主题近年也有新的演绎尝试。一些改编作品尝试从撒旦角度叙事,如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的奇幻小说《黑暗物质三部曲》就深受《失乐园》影响,将天国描绘为专制统治,被反叛的少年男女主角推翻,完成“新的伊甸园”创世。这实际上是对米尔顿式叛逆神话的青年版重构,表达了对宗教极权的反思。在影视领域,撒旦/路西法形象更是频频出现:美剧《路西法》(根据DC漫画改编)让堕天使来到尘世当起侦探,其叛逆性更多表现在对天堂职责的弃绝以及对传统善恶观念的调侃;美剧《好兆头》则塑造了一个另类末日故事,撒旦之子一度要反叛天堂安排的人间浩劫。这些作品大多以幽默或现代生活方式包装路西法形象,使其成为复杂多面的角色,但核心仍保有**对既定秩序说“不”**的精髓。因此,撒旦这一曾经绝对负面的宗教符号,在现代流行文化中被“洗白”成一个颇具魅力和人性的叛逆者。例如在《路西法》剧中,他时常直言对天父的不满,甚至有台词如“我从未要求被创造”(呼应《失乐园》中亚当的名句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这些都贴合当代观众对个体觉醒、质疑权威的共鸣。
民间传说类的叛逆英雄更是改编热点。罗宾汉故事在21世纪仍不断被翻拍(如2018年的新电影《罗宾汉:起源》),虽然评价不一,但证明这一IP的长久号召力。更有甚者,罗宾汉形象跨界进入儿童动画、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各种载体,成为几乎无人不晓的文化资产。他所代表的反抗不公、匡扶弱小的精神内核在改编中被普遍保留,并在不同语境下引发联想——例如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就曾有领袖被誉为“黑人的罗宾汉”,可见这一形象作为正义造反者已融入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斯巴达克斯在2010年代热播美剧中被重塑为血性十足的动作英雄,也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令他的口号“I am Spartacus!”再次成为流行语,象征群体对抗强权的团结姿态。甚至连古老的维京传说(如洛基对抗奥丁)等也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中借壳出现,Marvel电影宇宙里的洛基一角就带有叛逆反英雄的定位,多次反叛阿斯加德的王权又亦正亦邪,深受观众喜爱。
更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改编进一步推动了叛逆英雄的全球传播。西方的叛逆英雄形象被亚洲等地创作者吸收并本土化,例如日本游戏《真女神转生》系列就让玩家能够召唤甚至扮演路西法,来对抗更大的恶;中国的奇幻网文也时常借用西方神话角色构建东方叙事。而中国的叛逆英雄同样被西方文化所接受:从19世纪开始就有英法作家改写西游故事,20世纪美欧出现多部以Monkey King为原型的儿童读物;21世纪的影视如美中合拍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引入好莱坞技术,乃至漫威电影也曾有意引入孙悟空角色。这些跨文化实践显示,叛逆英雄形象具有某种普适的魅力,超越语言文化,可以为不同背景的人所理解和喜爱。当今网络时代,世界各国的观众通过Netflix等平台观看彼此的神话改编剧集(如观看中国的《哪吒》动画、美国的超级英雄片等),这些叛逆英雄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流行文化财富。
总的来看,现代流行文化不仅复兴了传统叛逆英雄,而且进一步丰富和传播了他们的形象。技术的进步让这些英雄的故事以更直观震撼的方式呈现(如电影特效再现大闹天宫的奇观),商业的推波助澜使其为全球更广泛的受众所接受。同时,不同时代背景赋予改编者自由去强调不同主题——或是革命反抗,或是自我实现,或是单纯的娱乐冒险。这些再塑造既保持了叛逆英雄最核心的反抗精神,又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因此,我们看到,几百上千年前的叛逆英雄们,在21世纪依然熠熠生辉,在全球文化舞台上继续扮演着鼓舞人心的角色。
结语
中国与欧美文学中的叛逆英雄形象,虽然诞生于不同文化土壤,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无论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抑或盗火救人的普罗米修斯,都选择了挑战至高权威来成就自己的传奇。他们反抗的对象可以是神明、君王、父辈或体制,但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人类对压迫与不公的不屈抗争和对自由、公正的永恒追求。同时,中西叛逆英雄又各具鲜明特色:中国的叛逆英雄常在反叛后被纳入正统(如孙悟空最终护送取经、哪吒助周伐纣),体现出东方文化动乱之后重归和谐的价值观;西方的叛逆英雄有时更为悲剧和决绝(如普罗米修斯受难、撒旦堕地狱),凸显出西方传统中对个人意志与悲剧抗争的张扬。
这些叛逆英雄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于他们满足了大众心理中对力量与反抗的想象:在现实中无力撼动的强权,在英雄故事里被大胆地对抗甚至颠覆。这种精神寄托给予人们希望和启迪,也难怪他们的故事会在各自文化中广泛流传,并且不断被重述。历史的发展赋予他们新的意义:社会变革时期,他们被视作先驱象征;和平年代,他们则成为文化传承和娱乐经典。进入现代,他们更跨越文化界限,被全球不同背景的观众所接受,影响着新的文学与影视创作。
总而言之,叛逆英雄是一种跨文化的恒久主题。透过孙悟空、哪吒、杨戬,以及普罗米修斯、撒旦、罗宾汉等形象,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中不灭的反抗火花。他们的传奇既是特定时代社会背景的折射,也是超越时代的精神象征。在未来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叛逆英雄或许还将不断被重新发掘与演绎,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听众和读者去思考权威的边界与自由的价值。在浩瀚的文化长河中,叛逆英雄的故事将如长青之树,常读常新,薪火相传。正如哪吒的新篇章所传达的:“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这大概就是叛逆英雄带给人们最宝贵的启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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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百科:《孙悟空》(Monkey King),介绍了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的出身、反叛天庭以及随唐僧取经的经历 (Monkey King - Wikipedia) (Monkey King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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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Zhang,《“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叛逆形象的形成与意义》(英文论文),分析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情节中自由与秩序的矛盾,以及孙悟空试图以实力建立新天庭秩序的象征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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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h Tone英文网:《哪吒:传奇的缔造》(“‘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详细讨论了1979年动画《哪吒闹海》和2019年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对哪吒形象不同的诠释。指出前者将哪吒塑造成对抗父权和专制的象征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而后者更强调哪吒对命运的反抗,“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 (‘Ne Zha’ and the Making of a Leg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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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杨戬》维基百科,描述了杨戬劈山救母的传说以及他在《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形象。其中引用《西游记》对二郎神的描写:“斧劈桃山救母,威名远扬……心高不认天上亲”,表现了杨戬救母后不屈从天庭的傲然态度 (Erlang Shen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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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Anderson: “The Myth of Prometheus: Rebellion, Power, and Human Progress”,阐述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中反抗精神的象征意义,称其为“敢于挑战诸神的叛逆英雄原型” (The Myth of Prometheus: Rebellion, Power, and Huma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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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论文,指出普罗米修斯盗火的行为常被解读为对抗权威和压迫性权力结构的象征,赋予人类自主和进步的力量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该文还提到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如何歌颂普神对抗宙斯暴政、象征自由正义 (Prometheus: A Symbol of Rebellion and Human Progress 705 words [Essay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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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of India报道:“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和雪莱将撒旦视为《失乐园》真正的英雄,赞扬其反抗天堂暴政” (Indelible quote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 Times of India)。这一资料表明了西方浪漫主义者对米尔顿笔下撒旦形象的解读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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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ology Vault网站:《罗宾汉——英格兰民间英雄》,强调罗宾汉和他的“快乐伙计”象征了正义与反叛,团结的勇气足以推翻最暴虐的政权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罗宾汉传奇在文学中被视作对社会不公的隐晦批判,塑造了一个反抗暴政、扶弱济贫的英雄形象 (Robin Hood English Folk Hero - Mythology V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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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Sixth Tone),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对孙悟空形象的诠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孙悟空叛逆的一面被突出为革命符号,《大闹天宫》动画将其塑造成挑战既定体制的自由象征和阶级革命领袖 (The Many Faces of Sun Wuk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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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Bilton, New York Times 引述(见Guy Fawkes面具相关报道):盖伊·福克斯面具因电影《V字仇杀队》走红,成为现代抗议者的匿名和反抗象征,是年轻抗议者眼中立即能识别的叛逆符号 ("Vendetta" mask becomes symbol of Occupy protests - CBS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