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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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怪兽》更新一期:《 Episode 78:去他妈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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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播」更新文章一篇《 大理不是圣地丨若有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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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伤感之旅·冬之旅》《巴黎永无止境》《空荡荡的家》《鳄鱼街》《飞轮效应》
- 推荐:《 鳄鱼街》,可爱的小说
- 拔草:《飞轮效应》,创造概念而言之无物的商业书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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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目中无人》《子弹横飞百老汇》《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
- 推荐:《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虽然豆瓣评分很低,但我觉得里面余华还蛮可爱的
- 拔草:《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总觉得讲女性性解放的电影都有些过誉,如果抛开这个点来看,这部片子挺糖水,不知道为什么在豆瓣那么火(不过在豆瓣火的就是女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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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事项:大理、广州的城市文化
# 大理不是圣地,若有所播
去云南的行程其实只有6天。我们在昆明逗留了一天,在大理满打满算也只待了5天。而且因为生病,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在文章的末尾,我写道:
大理是有很多让我失望的地方,比如永远吵闹的游客,不太好吃但过分傲气的美式早餐店,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游牧民族,千篇一律的市集和市集上千篇一律的手工制品。南方商店的店长遇到过一个走掉又返回的顾客,非要以「交个朋友」的名义让店长打折出售两间衣服,结果微信也没加就风风火火走掉了,反倒是拉这位顾客来的三轮车夫跑进店里来要回扣。店长差点报了警。
那些被钢筋水泥禁锢了太久,被城市的快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才会把大理当做世外桃源。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大理不过是社交媒体朋友圈里的背景板。而那些刚刚来到大理的外来者,过分自信地左顾右盼,摩拳擦掌地想要在这里大施拳脚。在他们那里,大理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居心地,是他们「实现自我」的舞台。
但其实大理比起其他城市,已经有太多好处和吸引人的地方了。我们到了大理的第二天就在盘算着以后定居于此的可能。因为上海的这波疫情,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逃了出来。一部分跑去成都,开始盘算在成都留下来的可能。在成都,两室一厅的房子,可能月租只需要两千元,叫师傅做一个定制的顶天立地柜,就可以拥有一面书墙。而且,成都近些年来开了不少独立书店。一家独立书店就可以聚集起一批可能可以交朋友的人。
挤在北京和上海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拍抖音成不了约翰·伯格
如果约翰·伯格活到现在,他也会用抖音来拍视频的。——Hayami的Twitter
李如一引用了上面这条Twitter,并且说:
相较于会不会,更重要的是怎么拍。……抖音不是拍摄工具,而是一套对于摄制影像作品的不成文规定。
李如一举例到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李如一说,古尔德由于唱片卖座、股票投资有方,经常拍录像的他有当年罕见的创作自由。
虽然你可能听过古尔德是「最优秀的巴赫诠释者之一」,但可能不知道他是20世纪最早拥抱科技的音乐演出者。从1964年开始,古尔德就离开了由观众、剧院经理、售票业者共同创造的、由「财富与浪漫的陈词滥调(引自萨义德)混合而成的」剧场,转向了录音室,拥抱本雅明所说的「 机械复制时代」。通过大公司、广告、大众文化,他的唱片大获成功。而经济上的自由也给了他创作上的自由。
私下跟早见说,她玩笑回复李如一「妳不该就范」的号召:我不该就范,可我得吃饭呀。古尔德是个音乐天才,所以在创作上可以有足够的余裕,再加上经济的富足,固然就不用屈从于某种条条框框。
大部分使用抖音拍视频的人,一种是入门者,抖音可以提供某种框架快速地让他们拍出视频来(虽然这种框架),第二种是想通过流量赚钱的人。抖音不只是工具,因为它掌握了流量的分配,规定了短视频领域的「游戏规则」。它不是一种能够鼓励创作者创作出伟大作品的规则。
约翰伯格活到现在,可能会用抖音来拍视频。但只用抖音拍视频的人,大抵成不了约翰伯格。
#译点点
「颜色就是生命、喜悦、乐趣!」Donatella Versace说着,送出了紫红色、柠檬色和珊瑚色的三套A字型迷你裙,搭配同色系字母图案紧身衣。「我想让这三个造型一起出场,以声明我们正以一种新的积极感来看待未来。全世界应该共同庆祝,我们在慢慢找回自己的生活」。
发表在《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由36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小组共同撰写,揭示了某些颜色与情绪之间的普遍关联。在这项研究中,来自六大洲30个国家、讲22种语言的4598名参与者被要求将20种情绪(例如,快乐、愉悦、解脱、遗憾、悲伤和愤怒)与12种颜色配对。然后,科学家们计算了每种颜色-情绪关联的平均概率,并在240种可能的配对中确定了最突出的颜色,其中包括快乐与粉红色,以及Versace系列中强调的其他颜色,比如黄色和橙色。
这项研究并没有测试参与者在穿上他们与快乐相关的颜色时是否真的感到更快乐。但在2015年发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上的一项研究中,瑞士的研究人员要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生观看演员演绎「恐慌的恐惧」和「欣喜的快乐」的视频片段,并选择最适合这种情绪的衬衫颜色。他们发现,与恐惧的表情相比,参与者为快乐的表情选择更明亮、更饱和和更温暖的颜色。沿着红黄色光谱的颜色被认为更适合于快乐,而青蓝色的色调则适合于恐惧。结论是,服装的颜色可以用来传达情感的意图——「旨在传达积极的情感时」,我们可以选择更明亮的颜色。
Loewe的造型师Benjamin Bruno显然懂得这个道理。2020年冬天,由于欧洲的Covid-19病例激增,他开始穿着欢快的彩色T恤衫出现在工作室,以提振自己的情绪。这启发了该品牌的创意总监Jonathan Anderson开始考虑设计一些可能为人们提供类似的情绪提升的作品,比如秋季系列中的毛茛黄色皮大衣和带有对比条纹的超大尺寸橘色套装。安德森还制作了一系列颜色乐观的配饰,包括带有太阳光细节的靴子和一个超大的袋包。
Stella McCartney也用这个系列进行了一次彩虹之旅,利用她在可持续材料方面的专长,如森林友好型粘胶和不含PVC的水钻,创造出褶皱绷带连衣裙、亮片式外出上衣等等。McCartney说:「这都和逃避现实有关,能够将幻想和现实融合在一起。这些有意识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快乐、富足和魅力的集体渴望。我们在这一季产品中注入了更多的色彩,有阳光黄和浓郁的紫色,我希望能激发每个人的热情,穿上衣服去俱乐部。」
#读
在2005年的续作《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书名依据的是对德语的「紧急状态」的一种更为字面的翻译)中,阿甘本认为,所有主要的西方民族国家,都越来越不愿意通过正常的宪政程序来治理,而且也越来越依赖于紧急权力,甚至在应对像经济下行那样的普通问题时,它们也倾向于动用紧急权力。用阿甘本的偶像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找不到出处的一篇文章)
我们正处于一个例外状态常态化的时代。
《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 安吉拉·默克罗比
新潮少年亚文化可以解释成在商业洪流中,购买时间的方式:她们在对真实世界的性对象进行想象之后,借助这些想象的形象和商业洪流提供的日用品,获得时间;她们从友好的全由女性组成的群体的安全空间里,获得时间。
在最近看的这部电影《 安昙春子下落不明》中,穿着JK制服的女性高中生团体殴打下班后的男性的连续事件成为了警方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引发了「男性下班后不要独自走夜路」的倡议,听来真是既讽刺又解气。但是,看到影片中女性之暴力,她们叫嚣着从殴打中获得复仇的快乐,仍让人感到不适。我们要诉诸暴力来解决性别问题吗?
但现在女性主义已经越来越暴力了。女性主义成为了一种新的主流文化,让一群人集结起来,获得群体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一些她们和放学后在饰品店里扎堆照大头贴的女孩子们也没什么两样。
雅加达的非适当关联:横穿城市的绵延地带,城识
城市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技术,并非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就可以成功,也无法简便易行地部署在任何地方。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谈判、磋商和不同想法的竞争中产生与演化。
……
在某些方面,所有这些空间产品都是财政技巧的一部分,是金融化实体矩阵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参照,有时相互掩盖,或有时被包装在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中,然后它们的成功与它们实际做的事情往往关系不大。
……
为什么呢?因为哪怕现实不尽如人意,但计划照旧——尽管大家都知道计划最终不会实现。在这个扩张区域内,有各种非常详细的空间发展计划,用于生成所有的城市空间产品。面对这些产品,大家都明白,这些计划只是目前执行该规范的临时尝试,没有人相信它真的会持续下去。如果你需要一个计划,好吧,我们会想出一个计划。我们有一个计划,它看起来像一个计划——每个人都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但没有人真正认真对待它,而只是为了有一个计划而做出的表现,因为实际上这是城市化作为投资实体的一揽子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
也许这里建造了500个单位的经济适用房,其中也许只有150个是真正投入了使用的。但是没有问题。你只需建造更多,因为一旦其他东西建好了,原来的发展才会达到其真正的目标。因此,事物的增生提供了一种背景框架,无论原来的发展计划是否真的有意义,它都会继续下去。这里运作的核心想法是我们需要建造更多。因为事物的增生,你就更能感知到初始计划的意义、功效和盈利。
……
所有这些被认为是临时的空缺、失败和停顿的场合被不断地再利用,最终将生产出一个新的目标。虽则这个目标尚未被定义,但仍然被官员、规划者和企业家视为是必然会达到的。在这种意义上,失败是不存在的。许多事情也许看起来是失败的,但它们仍然会在别的意义和维度上被保留下来。也正因为此,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拒斥严格的规定性——除非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制作和建造,否则其真正的功能和功效无法被评估。
……
即使家庭继续偿还债务,小区也很快变得荒凉。房子也许会消失,但债务不会。购房者依然还要在未来的30年里偿还债务。我们前面谈到的债务的逻辑又一次跃了出来。面对这样的情景,绵延地带的许多住房产品变成了短期的投机标的,房子不断被转卖或转租,给各色人群用于各种目的。
规划之愚蠢,烂尾楼之绝望。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索尔·贝娄
与此同时,柏拉图的圆圈就由他去吧,让苏打饼干只是苏打饼干,木屑只是木屑。它们本身就已足够神奇。
我们需要将作家擦拭过的一切物什都赋予意义吗?现代文学和雕塑一样吗?批评就是《塔木德》或神学吗?全世界的深度读者,要当心!你最好能够保证你的严肃性确实是高级的,而非低级的。一个真正的象征是实在的,而不是一种偶然存在。你不能逃避它,也不能移除它。
也不知是好是坏,现在这个国家的知识生活已经搬进了大学。波希米亚式的做派和观念也在美洲大陆传播开来。这一庞大新群体消费的精神产品,最大的生产者和分销商就是纽约。纽约现在的文化领袖都是宣传型的知识分子。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男男女女,从未像诗人、画家、作曲家或思想家那样生活,但成功组织了写作、艺术、思想和科学活动,在出版社、博物馆、基金会,在杂志、报纸上,在时尚界、电视和广告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掏钱,而且要慷慨地掏钱。
美国没有圣地,于是我们就凑合着过起了世俗生活。
告解教给你关于人的什么呢?……首先,人们比你想象的更不开心……其次……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没有所谓的“成年人”。总之,浪漫主义者认为,否认我们心底的那个孩童,在心智上是非常危险的,而科学主义者说,技术进步正要把我们第一次带入成人阶段。
如此多的意志构成了一个虚拟的超级自我,在将梦想转化为机器方面成效惊人。相比之下,文学是由单个的个体负责生产,其关心的也是作为个体的人,其阅读者也是各个不同的人。而单个的个体,这个生气勃勃、有感官有头脑的存在单元,能判断、能理解,会快乐、会悲伤,真正地生活,也真正地死亡。这样一个个体,和整齐划一行动并根据计划生产出飞机、原子弹、计算机、火箭等现代科技奇迹的那个虚拟的超级自我,是没法作比较的。在光鲜动人、无往不利的技术面前,人们有时会认为,此前所有关于个体自我的理念都一文不值。
新时代将立马生产出不再保留任何过去思维习惯的人。对他们而言,历史不过是些奇怪的、不可理喻的传说;在他们的时代,一切都史无前例——过去时代的任何东西都活不到今天。人身上但凡不属纯粹生理的一切,都会被改造。我们的雄心、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战争、我们的礼仪、我们的艺术,现在都处于快速变化阶段;它们越是依赖实证科学,就越不会是从前的样子。那些新事实变得更加重要,取代了传统和历史事实的权威”。
华兹华斯在1807年警告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介入太深,索取又消耗,白白浪费了精神,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心灵,在外部世界,在自然界,心灵可回应的越发稀少。
我倾向于认为我们这受过教育的脑瓜里的单调理性,是无聊和其他苦难的根源。我们的主流文化过分尊重思想的集体力量,过分尊重制造出这一文明最可见成就的技术发展;它对想象力或个人才能不那么看重。它非常看重行动。它似乎认为艺术家应该成为知识工人,被用于社会系统。西方世界并不强迫作家成为知识工作者或官员。但是,作家在想象力中感受不到力量,又想要获得力量,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在危机造成的政治化之下,作家开始认为,他也必须是一个活动家,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必须做点什么,让自己可用,在正义的事业中发声。
扮演作家的角色总比真正当一个作家更令人愉快。作家的生活是孤独的,往往还是苦涩的。而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满世界飞来飞去,发表演讲,还剪成一条片子,该是多么令人愉快!
长久以来,世界的美好奇妙都在故事和诗歌、在绘画和音乐表演里;而现在,则是在神奇技术、现代手术、喷气推进、计算机、电视机和月球探险里。文学无法与了不起的技术竞争。作家为了留住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惊世骇俗、下流猥琐或超级耸人听闻的手法,加入了这场正威胁文明国家理智的巨大喧哗。
真正让一个作家有趣的,是一种不被容许的能力,是一种尽管我们都非常了解但都犹豫不提的东西——灵魂。
这些痴狂到偏执的专业人士不会成为优秀的读者。他们介入这个世界太深,他们的心灵已经远得够不着。甚至可以说,能触摸到他们的心灵、打入他们已经被占满的头脑、让他们对一个故事感兴趣,堪称一项政治成就。
华兹华斯警告说,我们索取又消耗,浪费了我们的力量。现在,情况更严重。比索取和消耗更糟糕的是现代的纷扰、举世的非理性和疯狂正威胁着存在本身。
大学和《时代》杂志一样,不是什么象牙塔——它理解世界的进路奇怪又生硬,它也有远程控制的管理安排。而一个作家从卢斯的企业那里得到的钱、退休金和安全保障,比任何大学能给的都更多。这里我们又见到一座象牙塔。甚至比福楼拜的“象牙塔”更遥不可及。象牙塔是作家不安分的头脑里挥之不去的庸见之一。既然我们没有从文学世界里获得任何好处,索性把自己从这些陈词滥调里解放出来。精神的独立要求我们自省。大学就是这么一个适合悔改反省、一如适合作其他思考的好地方。但是当我们在对下一步作努力思考时,得避免成为学界中人。是的,变成教师。有些人甚至成了学者。作家待在大学里的一大危险就是变成学问家。
当我们变得极度政治化的时候,会失去对个人的兴趣?一个自由社会如此强烈地政治化,是不能长久保持自由的。我默认对小说的攻击就是对自由原则的攻击。
我还要补充一点,真相是不被喜爱的,因为真实情况总是在进步,在改善。但我们渴望它——却是为它本身。
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里提到,年轻聪明的读者越来越偏好那些有着崇高的、分析性的、道德化或者是社会学倾向的作品——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更深刻的作家。“但是,”普鲁斯特说,“由理性判断艺术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什么稳定或确定的东西了,人们可以证明他想证明的任何东西。”
越富裕、“受过越好教育”的人,就越努力想要与最广为接受和尊重的观点保持一致。因此,他们自然拥护正义,关心人、富有同情心,支持遭受不公待遇和压迫的人,反对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同性恋恐惧,反对歧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反对吸烟、反对性骚扰——好事都支持,坏事都反对。我似乎看到了人们被那些证书、徽章、奖章给覆盖,于是想起官方照片里的苏联将军,身上挂满层层叠叠的奖牌和功勋绶带。
什么都要最好的,这样的人当然也渴望有最好的见解。最一流的见解。此外,正确思想经过正确排序,会让社交更顺畅。要是排错了,你就会受到迟钝、仇视妇女,以及可能最糟的——种族歧视——的指责。欣然同意或顺从一致越是具有吸引力,独立的危险就越深。与众不同很危险。然而,我们必须知道,逃离异议带来的危险是怯懦的表现。
好人喜欢的是别人的意见,而不会自己去思考。——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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