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消遣暑热的想法，周末参加了一场名为「置身事内，何以可能」的线下沙龙活动。台上从左至右依次是出版编辑、公益创业者和外媒记者。他们是熟识多年的老同学，虽然刚刚踏入职场，交流当中也会有些灵动的瞬间，但谈吐比想象中要沉稳很多。
一开始我的预期其实并不高，就和每天按时点开随机收听的大多数播客节目那样，以为嘉宾们会如标题所述，分享《置身事内》这本畅销社科书的读后感，顺便闲聊一些自己所在行业领域的职场感受.etc，总之已经做好不痛不痒地听个热闹的准备。
没想到的是，这次活动的后劲有点猛。半夜三点自然醒来，刷了十分钟手机，简单回顾了一下活动，然后就莫名其妙地睡不着了。
——————
此刻是周一早上的凌晨五点，思绪有些凌乱，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呢？
打开了活动场地支持方Dweller的公众号报名链接，看到推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中国政府深度参与和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维度。
反过来说，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件和政府彻底没关系的事情。
《置身事内》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把40年间始终在场的政府角色，放到了房价、城市化、贸易冲突之类的宏观事件中进行论述。书中的内容相对而言是正面的、有问题意识的、点到为止的。而以柴静、朱嘉明等为代表的媒体人或学者的视频或早期书籍，则是整个叙事逻辑框架下的一体两面。
上个礼拜的通勤时分，我正好在阅读《看见不可见社会》，这本书的定位是社会学入门之作，理解难度会比大众通识读物再晦涩一点点。
我们每天见到的人与组织，都有着很强的实在感。但社会里仍有一大块不可见部分藏于冰山之下。它们是人在与情境遭遇、与他人互动中创造出来的身份、分层、命名、戏法等，是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文化世界。
作者于海和邹华华老师试图透过这本书，分析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无形的社会规则所编码的。
无论是《置身事内》还是《看见不可见社会》，阅读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本身会有一种在探索未知的好奇感。
虽然常常是闲暇之余的匆匆扫过，某某思想流派的学术观点或者案例也根本记不得几个（可能是只读了一本而没有泛读更多类似书籍以织成知识网络的缘故），但当发现糟糕的世界原来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基础存在时，自己看待社会新闻时的心态好像也变得更加平和了一点。
面对暂时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哲学家陈嘉映在《何为良好的生活》这本书的封面给出了他的答案：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我理解的「应于心」，是指修炼自己的内心，尽量不让批判的情绪变得过于强盛。
困顿只是一种生活写照，仅此而已。
台上坐在最左边的分享者仄三，平时是个书影音爱好者，他把在出版团队担任编辑的职业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虽然每天编辑的主要是价值投资相关的书籍，但是业余时间通过自发组织剪云读书会（公众号：紫薯会发芽），坚持分享着一些他喜欢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书籍，并已经做到第111期。
仄三发现“找份工作赚钱的能力还是挺重要的，这玩意儿是你加入公共生活的入场券”，但是25岁的他也笑着表示，如果有一天他不再笃信这条准则了，他可能就会选择离开。
巧合的是，这周五在浦东美术馆奥赛展见到的斜阳君，也是一名读书会活动的组织者。他的阿莱夫读书会（公众号：阿莱夫读书会）长期聚焦于艺术史、思想史、古建文博和现代社会。
那天在导览美术馆活动的时候，他说自己喜欢高更的《塔希堤的女人》这幅画。我试着理解他所着迷的那个粉衣女人的忧郁眼神。
此刻躺在床上再看这副画，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感觉到知识只是轻轻地划过自己的大脑皮层，更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琐碎工作做的越多，自己只会越不学无术。
阅读成为了逃避现实的借口，或者说是因为现在没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能力去改变些什么，那么只能先去通过阅读来寻找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台上不愿坐在正中C位的另一位男生是益盒CharityBox的负责人治霖。他对于这种「逃避可耻但是有用」的想法是这么想的：
读书是一种“置身事内”，但置身的是别人的事儿，是观察别人在做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经验和感受获得一些启发，但在此之后，我们一定要做有所承接之事。
只做些手头的琐事其实是一种消耗。尤其是当发现自己能推动和改变的事物非常有限之时，甚至会因此而变得沮丧，变得不敢去想象一个更长远的愿景和更美好的世界。
这个时候需要通过读书去拓展一些想象力。为什么是读书？“Brainy is the new sexy”，在场的三位嘉宾（和斜阳君）就是身边的榜样。
从他们的语言表达和思考深度来看，一定是保持着长期阅读的习惯的，而这次现场的交流对谈，也真的有启发到「书读少了」的我。
或许文艺青年的终极目标，就是有思想有文化，工作兴趣两手抓^-^
——————
当时的我听着治霖在台上的分享，带着好奇心开始了想象，想象平行世界的自己也是一名公益组织的创始人，整个团队的初始配置包括自己一共三名全职，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是兼职或实习生。
每天起床一睁眼就要开始工作，首要任务是「拉赞助」。一般而言，慈善机构的（大额）个人捐赠人多种多样，包括富裕中产家庭的全职主妇，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富二代，喜欢谈古论今的中老年爷叔等。
他们和普通人关心的问题没啥两样，无非是孩子如何教育的问题、房子怎么购置的问题和退休后去哪里休闲养老的问题。
作为一名NGO创始人，我要定期和这些客户就这些问题进行「心理按摩」，还要用自己的专业背书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这些（大额）捐赠人保持合作关系，以获取长期稳定的公益筹款。
这方面的能力既包括主流价值体系下升级打怪获得的“金币”，比如高学历、原始资金、靠谱的合作伙伴.etc，也包括通过长期的阅读和实践所习得的一种story teller的能力，需要“有涵养”，有“人格魅力”，还要有一定的“价值主张”。
除了筹款，作为创始人的我还要思考如何去激励和构建自己的团队，让他们去具体落实活动策划、现场协调和媒体宣传的专业工作。
由于公益机构还在发展初期，员工的工资较低、加班严重，导致流动性较大。
在一个理想主义的公益组织里，员工通常付出较多的情感劳动价值，是否可以设立适配且合规的人事规章制度？
如何运用法律、财务和税务上的基础知识，让企业的内部治理正常运转？
钱有了，人有了，企业正常运转了，公益组织应该如何识别靠谱的项目？如何像个基金经理一样，向捐款者披露善款资金的半年报、年报资金分配情况？
在西方，公益机构是政府和社会紧密合作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去解决社会问题；在国内，公益组织和传统制度本身就没有那么相容，合伙模式下可能还要承担无限责任。
那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CEO，又该如何应对来自政策监管层面的压力？
在西方，基督教强调人要回馈社区，很多信徒会自发地捐钱给地方教会，地方的教会承担一部分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职能。
中国的捐赠文化意识较弱，但最近佛教的热潮似乎又在兴起（至少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群体中开始了一种“玄学”），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非宗教性质下的“捐赠文化”相容相生？
当立法者突破性地推进了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的改变，制定了一个好的政策或者好的法律（比如《反家暴法》），要去具体面对一桩家暴案的身处基层的执法者，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又是怎么样的？
基层社区工作者、警官、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在运用法律时会不会遇到体制的某些阻力？他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来为弱势者提供保护？
在实名举报或者实名公告不被主流当做「问题」的时代，如何面对网络公众可能的谩骂、攻击与质疑，或者温和一点地讲，如何回应他们的疑问？
- 公益都爆了那么多雷了，我怎么知道我的捐款会不会被挪作他用？
- 捐的钱有多少真正给了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作为“中间商”赚差价吗？
- 我已经在纳税了，为什么还要捐钱呢？
注：一些来自益盒的问答记录：「1%捐赠承诺」直面所有批评｜问答全记录
我想象不出平行世界的自己如果真的是一名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心理层面上需要有怎样强大的能量和愿力，去持续地推动一些事情，让人与人之间能更好地互相理解。
今年一月底的时候，正好在看郑露荞《上海参与式社区更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当时还在构思自己的下一个摄影照片书项目（也就是后来的《有时重逢星》，哈哈），和朋友wechat聊天的时候提到一句，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基金会在资助NGO组织干社区营造的事情，可以补贴一下摆摊不易的插画市集、照片书市集的艺术商打工仔（个体户）们。
朋友说不如直接问NGO主理人。我不认识在公益组织工作的人，也并不了解这个行业，当时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些小红书推文，去线下简单看了一些硬件条件和地理位置都不错的社区营造项目，想当然地下了一个盲目的断言：
在上海搞NGO的基本上都是40岁+且有媒体资源的一帮人占据着头部位置，普通人别瞎忙活了，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于是之后半年几乎再也没关注过公益。
直到参与了昨天的活动，才惭愧地意识到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的认知层面不足，连信息源都无法检索到位。随便举一例，据真正的95后公益组织创始人治霖介绍，大陆地区做的比较好的机构是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他们的公众号会提供一些公益领域的通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而是进入政府财政预算编制的组织。
同时又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是办读书会，还是做公益，还是像嘉宾Ruoxin那样成为一名专心打工本职工作的外媒记者（她分享的关于采访缅北诈骗幸存者的故事也很令人动容^-^），生活总是充满着惊喜与期待的，我们可以好好爱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喝水。至少把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日复一日地做好，就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