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读George Ritzer的《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Ritzer将超市、赌场、游轮、连锁餐厅等等空间比作「消费圣殿」（cathedral of consumption）。游轮是个有趣的对象，虽然游轮出现的时间早于赌场酒店，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推动游轮从精英权贵的消遣转向大众流行的消费方式。从关于游轮的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流动的现代性」有哪些具象的体现。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如何将空间作为方法来应对不确定性，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 👀 游轮奇观
- 🚢 游轮与流动的现代性
- 🚮 威尼斯效应
- 🗑 如何驯化不确定性：成功的规划设计是为了给失败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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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发室张贴了漫游者地图，收录一些查阅资料过程中看到有意思的内容（不过还没怎么整理）。
👀 游轮奇观
在《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中看到一篇文献，以鲍德里亚提出的「magical thinking」作为锚点，探讨商品化、消费主义与游轮奇观化之间的联系。
文章提到游轮是一个慢速的社区（slow community），慢慢悠悠（dwadle and delay）的生活节奏是游轮消费体验的基础，游客参与持续的、不理智的娱乐来冲淡旅途本身的无聊。和赌场酒店类似，游轮也使用一系列创造「现代性」的战术，将娱乐和消费划上等号。
从登船入口到客房的动线设计是在引导游客们不自觉地阅读游轮上的「消费系统」，了解到可以消费什么。安全广播意味着「
就像一道旋转门，在完成这道工序之后，消费的对象从物品转变为体验。
游客被嵌入早餐、岸上观光、晚餐、观看演出的时间循环中。在这期间，消费的对象是食物、风景、声音、体验与文化。
「娱乐就是消费」变成乘客们的默契。同时，支付系统的强化也推动了这个过程。大多游轮推出一价全包的服务（all-inclusive packages），通过减少现金支付，简化消费过程、降低决策成本，从而引导过度消费。游轮作为大众消费方式的兴起是「流动的现代性」使然。同时，游轮业的外部性也在动摇传统意义上现代性所塑造的生产消费秩序。
跨国航线意味着游轮公司通常需要雇佣不同地区的本地工人，生产、消费部门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分别被打散重组， 进而加剧彼此之间的不平等和结构性伤害。
🚢 游轮与流动的现代性
现代性意味着进步、先进、增长，因此传统的现代性无法摆脱线性的时间框架，即国家和经济发展是从低阶迈向高阶的过程，有起点也有终点。然而，全球化瓦解了线形的时间框架，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不再需要空间上的集聚。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后现代性的特征是流动的状态，在这个前提下，线性的发展观不再是唯一准则。
我们的社会状况不是被「建构」、被管理和被掌控的，而是散布的、全弥漫的、全渗透的、全饱和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是对结构稳固的现代性的颠覆，差异与矛盾、断裂与出其不意的更新，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
这篇文章例举了一款曾在埃及网吧流行的游戏，解释流动的现代性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埃及青少年一方面沉迷这款游戏，又意识到游戏中的政治隐喻正在伤害阿拉伯人的民族形象，可是游戏带来的刺激很快覆盖了愧疚和愤怒。
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款游戏（大部分是通过购买盗版）。
类似这样夹在道德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就是流动的现代性中常见的状态。而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通常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所做出的决策，这样的趋势导致消费行为变得无序，游轮就是消费无序性的空间载体。不仅如此，这种载体还可以被复制。消费者在寻找消费品的过程中不断迁徙移动，但不会感到有任何义务去建立一套稳固的价值观。
消费者对身份的感知确实受到了来自消费对象施加的巨大影响，这些对象既是兴奋的来源，也是矛盾的来源。在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传统的身份有了替代。而这些替代性身份是将个人重新嵌入到稳固的社区中的工具（Figure 1）。然而，消费是异化的体验，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参与「世界性事务」的愉悦感，且不需要将个人重新嵌入到新的社区中（Figure 2）。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AN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 威尼斯效应
威尼斯、威尼斯人与停靠威尼斯邮轮之间的关系一直敏感微妙。对威尼斯的老城区来说，游轮就是漂浮在海上的摩天大楼。像幽灵一样，不进入城市但却在远处持续地施加影响。以游轮为代表的旅游业过度扩张被称为「威尼斯效应」。
@ The Costa Fascinosa cruise ship sails through Venice in 2012
Venezia Autentica列举了一组数据来展示威尼斯在庞大的游轮业面前为何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 威尼斯城市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大概是两个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
- 威尼斯大多建筑物都低于20米，最高建筑圣马可钟楼高度99米；
- 威尼斯历史中心的人口跌破5万（60岁以上人口超过一半）；
- 威尼斯的游轮公司在当地雇佣了4000～5000名工人，占威尼斯劳动力总数的4% 以上；
- 游轮港口的经济影响占威尼斯全市 GDP 的3～4% 。
在游轮方面，
- 世界上最大的游轮「海洋和谐号」的总吨位达约22万吨，可容纳大约9000人(7000名旅客和2000名工作人员）；
- 2013年威尼斯游轮禁令的吨位上限是9.6万吨，市面上最接近这一体量的游轮是「地中海华丽号」，载客约4600人；
- 2021年8月，禁令的吨位上限被下调至2.5万吨；
- 在2021年建造的47艘游轮中，有38艘吨位超过10万吨。
威尼斯游轮业每年创造了大约3.45亿欧元(约合4.62亿美元)的经济影响（也有统计口径远不止这个水平）。但在另一面，游轮带来的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干扰。例如，由于欧盟五号标准（Euro V）对燃料中含硫量上限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船舶，因此，在游轮停靠期间为维持发电而排放的污染物（尤其是细颗粒物）对城市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
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的测量既记录了城市不同地区的污染情况，也记录了传播通过时同时出现的污染水平飙升。一艘游轮通过后的PM2.5的水平达到了正常水平的150倍。
另外，通过NASA在2000年与2013年的卫星图像对比可以发现，泻湖北部的沉积物受到船舶航行的搅动，降低了泻湖水质。
@威尼斯与泻湖的卫星图像，左图2000年、右图2013年
「威尼斯效应」还威胁了本地的文化原真性。纪念品商店和面向游客的餐馆推动了店铺租金上涨，间接导致本地文化的衰退。然而本地接待设施的市场捕获力较低，以及游轮自带完善的服务设施，导致旅游观光带来的流量无法沉淀。
在每年接待的将近3000万人次的游客中，只有25%停留过夜。
旅游业过度扩张的后果是威尼斯老城区
游轮给威尼斯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使「限游令」的推出有些磕磕绊绊。在2013年正式限制游轮吨位后，
威尼斯经济每年平均损失770万欧元，总体上超过7300万欧元，这还仅是与游轮乘客和船员的直接影响有关的数字。
@ 国际游轮组织CLIA的威尼斯游轮经济评估报告（2017年）
考虑到客观的经济效益，简单粗暴地禁止游轮驶入威尼斯看上去不是最优解。CLIA提出为游轮设计一条替代路线，游轮不再停靠威尼斯历史城区，而是将工业港口马尔盖腊港（Maghera port）改造成新的游轮港口，鼓励游客以公共交通方式进入威尼斯老城区。
读完一系列关于威尼斯游轮业以及游轮禁令的文章，联想到上一期周报提到赌场酒店的「模拟」过程。对赌场酒店来说，威尼斯应该是仅此于纽约的模拟对象。当真正的威尼斯正在面对来自流动现代性的挑战时，感觉远在澳门、拉斯维加斯以及其他城市的「威尼斯」们就显得有了一些讽刺意味。
🗑 如何驯化不确定性：成功的规划设计是为了给失败留下空间
设计师Megumi Koyama曾在medium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在面对「流动的现代性」时，临时性的城市设计手段能否成为长期的解决方案，以便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虽然这篇文章写于2017年，但讨论的问题却非常贴合当下。
过往，坚固的现代性建立在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控制、规范和驯化所获得的秩序之上。在这个阶段，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显得井然有序和可预测，变化被认为只是一种临时的手段，直到获得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构建一个不需要进一步变化的世界。
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社会形态分解融化的速度要远远领先于铸造它们所需的时间。因此，变化成为了常态，随之而来的是不确定性、脆弱性、错位、不可预测的风险以及信任缺失。
拥抱不确定是流动的现代性伴生的永恒命题，在这个前提下，文章提出一些对传统规划设计思维的反思。
网站「Pop-up City」的创始人Beekmans和de Boer将城市定义为生存、呼吸以及忍受偶尔的中年危机的有机体。进入「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城市和人类一样也在不断进化。然而，许多城市战略都在追求某种永久性，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战略规划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变化的步伐。
传统的城市规划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因此，「寻找永久性」的过程通常是规划设计成果中的重要基石。然而，临时性的干预手段蕴含着截然相反的逻辑。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一个不被定义、不被约束的环境中孵化出新的动态。
临时性的设计语言有助于确保城市的健康状态，这代表城市环境与城市战略的敏捷程度。现在看来，临时性设计的意义已经不再限制于扮演「创可贴」的角色。
从卡特里娜飓风到2008年金融危机，人类已经证明了在不确定性面前自己有多微不足道。鲍曼的流动性理论表明了科学、政治、大众媒体等等现代性的关键参与者无法缓解和控制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不应该受到管制——相反，它必须被支配和驯化。个体必须学会如何适应随机性和建立反脆弱性（antifragile），这在碎片化的时代至关重要。
在城市的战略规划中，临时性设计逐渐被重视，这表明着政府、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使用者正在成为空间的制造者。个人——以企业家、设计师、城市规划师或管理者的角色独立和合作——在缩小开发商与公民的差距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使当地公民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重塑自己的生活，并在个体环境中分担振兴文化的责任。而这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在日益同质化的城市中增添文化独特性。
文章提到鹿特丹的快闪设计「青草飞毯」（Flying Grass Carpet），是临时性设计的成功案例。
青草飞毯的概念始于2007年，它的目标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园，让人们能够在市中心和公园以外享受所有公共活动。青草飞毯旅行到世界各地，包括柏林、阿姆斯特丹、上海等等，停留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旨在将不同的城市及其市民彼此相联系，创造出「全球共享的公共空间」。
在流动性的时代，灵活的规划设计策略是城市必须具备的能力，
所谓的创意城市概念是关于「成为」一种流动的状态。就像青草飞毯一样，它能够适应变化并驯化不确定性。
城市规划者的任务与其说是追求永恒，不如说是灵活应对，为当地社区的繁荣和发展创造新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临时性的设计是一个由个人设计，并进行「创造性合作」的空间，能够激活城市的多样性。临时性设计是面对流动时代中不确定性的一种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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