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一直在看企业总部的设计规划案，觉得办公园区和城市的关系有点微妙。尤其是科技巨头们，成长在城市中又脱离城市。在寻找案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位于郊区的办公园区像是在建造一座「上班主题公园」，让我联想到《人生切割术》中的Lumon公司。这期周报整理了一些最近看到关于办公园区的研究：
- 📇 办公空间的类型学
- 🗒 办公园区的「颂歌」
- 📱 苹果式的园区是不是「科技气泡」
- 🤔 对企业园区的再思考
- 🔩 拯救贝尔实验室
🗞报刊架在这里，可以查看往期周报的目录和链接。（btw国庆假期会暂停更新一期，假期之后见！）
📇 办公空间的类型学
《建筑评论》的typology专栏梳理过办公空间的前世今生，顺着文章中的线索，找到几个办公空间设计发生转变的节点。
现代办公室起于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模式密切相关。
现代化的办公制度推崇通过劳动分工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时间」和「行动 」是衡量成果与否的标准。
福特式的办公室通过空间隔断和动线设计，体现了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无形中传达了对阶级划分的肯定态度。对「工厂式办公」的反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Quckborner设计的Bürolandschaft办公室创造性的引入了「开放式」的概念。重新排布的空间还推动了办公室文化与规章制度的革新，塑造「平等主义」的工作空间。
@Bürolandschaft的平面图
进入80年代，信息技术与工程技术快速发展，对写字楼的规划设计提出新的要求，挪威设计师Neil Torp将街道和城镇的理念植入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总部的设计。各个职能单位散落在建筑中，被一条主街串联。
这里更像一个场地而不是一座大厦（a site rather than an edifice）。
主街将传统办公室的走廊转变为公共空间，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其性质与功能。在空间中央设置了健身房、礼堂、会议室、商店等等业态，鼓励员工时常在办公区域和公共区域之间漫步。
第三次革新来源于外包工作和弹性工作的兴起，除了按部就班的工作制度以外，企业需要成为「更加灵活的有机体」。
未来的办公空间将代表一种更有流动性、动态变化的组织，通过灵活且负载平衡的空间来适应企业的不断变化。在未来，企业更期望透明的工作场景中形成「群聚效应」，它代表真实的组织和真正在进行着的工作，而不是过时的组织结构图。
文章还提到，未来的工作不再是重复的劳作，更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连结、互动与协作。显然，一个最初被设计为将人们分开的工作场所早已不再适用于广泛的工作场景。
对于未来以创新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来说，打开隔断、增加更多垂直交通方式都是值得考虑的空间特征。办公室必须成为一个偶然会面的场所，因此需要创造或安排计划外的相遇。
这个趋势在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之前得到印证。对当时的互联网企业而言，仓库、工厂等老旧建筑是抢手的物业标的。边界和领域的模糊化反应了白领们的需求：办公室是一个为人服务的地方。
「工作」是一个动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所去的地方。
🗒 办公园区的「颂歌」
设计师Caroline Sinders曾经在IBM担任设计研究院，在IBM园区工作期间，她对办公园区的感觉是「即迷人又令人毛骨悚然，但本质上是令人讨厌的」。从名字可以看得出，办公园区（Office Park）的名字本身就带有复杂的属性。Office+Park，它们即是办公室，又是公园。对Caroline Sinders的办公园区描述很有同感，她认为，
不管哪家企业，不管在哪个地方，办公园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就像机场或公交车站一样。
联想到库哈斯提出的「通属城市」（generic city）的概念：通属城市是指那些没有特色、没有差异但空间秩序强烈的城市环境。放到办公园区，或许它们的共通点就是「没有特点」。
Caroline还提到，某些办公园区令人不悦的原因在于它们与本地社区的隔绝关系，就像《人生切割术》中那样，很难看到任何属于本地社区的居民在园区附近活动。上个时代的办公园区也试图通过安全但便利的设计方法吸引新员工，但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空间中的鲜艳色彩与最低限度的审美水平。
@Caroline Sinders摄于IBM的Armonk总部园区
办公园区普遍的孤立性是「田园资本主义」（pastoral capitalism）的体现。它们并不与社区分享信息与资源，创造沉浸式的办公场所，不欢迎「闲散人士」进入，微妙地与公民生活脱节。《田园资本主义》的作者Louise Mozingo将这种现象成为分离主义地理学（separatist geography）。
办公园区增强了「人造」的感觉，因为它的一切都是人造的。
📱 苹果式的园区是不是「科技气泡」
在The American Prospect看到一篇刊载于2016年的文章，探讨科技巨头们是如何与城市脱钩的。类似于Caroline提到的分离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Margaret将彼时尚未开放的Apple Park比作「气泡」。她认为这些科技公司总部正在普遍地「气泡化」，它们在城市中，但不再属于城市。
They are in the city, but not of the city.
亚马逊在西雅图的南联合湖区（South Lake Union）建设超过27万平方米的「生物圈」。
无论走到哪里，大型科技公司都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建设。他们创造了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环境: 在这里员工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而不必离开办公桌太远。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技术人才市场，公司招聘和保留的建立环境旨在鼓励忠诚和爱的公司。
气泡式孤立的企业园区为当地交通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企业乐意采取措施支持本地公共交通。可以这样认为，潜在城市中的科技巨头们转移了负外部性。
关于科技巨头总部「气泡化」的原因，Margaret提到这与科技产业的历史有关。
我们发现一个行业有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那就是建造独立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有意避开城市生活的混乱和干扰。这种孤立可以说是一些科技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因素之一。
「气泡化」的理念体现在空间上就是企业园区的相继出现，即corporate campus。
毕竟，美国是发明大学「校园」（campus）的地方——18世纪，这个宏伟的名字被贴在普林斯顿 Nassau Hall 外的草坪上。同样，富兰克林坚持认为，他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应该远离费城，足以支付「一个花园，果园，草地，和一两个操场」。美国开国元勋和19世纪的先验主义哲学家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人的深刻思考只能在和平的田园环境中进行。
Margaret引用了软件设计师Eric Raymond的空间隐喻，Eric将封闭的、专有的软件内容比作「大教堂」，将自由的、快速迭代的开源世界比作「市集」。创新增长迅猛的地方往往扮演市集的功能，不过，一些攻坚的、需要钻研的工作只能在「大教堂」中完成。Margaret认为，科技巨头们热衷于建造园区是一种路径依赖，上个时代推动取得成功的大公司迁往郊区的原因早已不复存在。对于如今的科技巨头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让员工们成为更积极的、更有生产力的城市公民。
这篇文章提到所谓「园区」的由来特别有启发，一直认为企业+园区是理所当然的搭配，但「campus」作为一种空间意象，是如何从校园挪用到企业园区的，在规划设计之外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 对企业园区的再思考
2017年，政策研究机构SPUR发布了一篇关于下一代湾区办公空间的报告，了解创新经济中的企业主如何决定工作场所，并推荐有效的改造措施。报告中提到，位于郊区的企业园区仍是最受企业主欢迎的工作场所。但显然，这样的增长模式并不可持续，大多数就业被「看不见摸不着」的郊区型园区吸引，这意味着更低效的土地利用、大量的汽车通勤、以及更多的碳足迹。
这篇报告将湾区的工作场所分为几种类型：
- Urban Brick-and-Tibmer（砖木结构的城市工业遗存）
- Urban Co-work/Incubator（共享办公和孵化器）
- Downtown Tower（市中心的办公塔楼）
- Subcenter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城市副中心的轨道交通站点区域）
- Suburban Premuim Cloister（位于郊区的企业园区）
- Suburban Disposable/Modular（位于郊区的模块化建筑）
- Suburban Retrofit（郊区的改造物业）
- Suburban multi-use（郊区的多功能建筑）
此外，SPUR的报告还简要梳理了企业园区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城市空间发展的角度，郊区化和园区化显然不是科技巨头与湾区的特有现象。其中有个有趣的发现，以谷歌和Facebook为代表的企业园区被称为「寄居蟹」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一个濒临死亡的公司留下了一个 「壳」，被一个迅速成长的公司重新占据。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壳越大，越是定制化，能让它适应的螃蟹就越少。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壳的位置和形式对区域增长的形态有重要影响。偏远的、低密度的园区给拥挤的道路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剧了拥堵和温室气体排放。而且它们不能被公共交通有效地服务。典型的场地规划是建筑围绕着地面停车场和景观缓冲区，这意味着园区内的绿化往往是不连贯的。为了参加会议 或与同事联系，员工不得不穿梭在为汽车设计的、尴尬的大片沥青路面上。
讽刺的是，这样的建筑放弃了硅谷模式的重要优势：灵活性和随时可以退出的机制。
🔩 拯救贝尔实验室
1925年，贝尔实验室成立于美国新泽西州，用于进行电信技术的基础研究与系统设计。在2006年被转让给阿尔卡特和朗讯，2016年被诺基亚收购。贝尔实验室是Eero Saarinen的一次园区设计试验，
在几近遗弃时，新泽西的地产开发商Somerset Development买下了物业所有权，计划将其改造为商住混合的大型社区。然而Somerset Development的改造计划并不顺利，在第一版改造方案中，开发商计划将其改造成大约300座联排别墅沿道路铺开的社区。后果可想而知，这个大型住区遭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
2009年，Somerset Development临时性地开放了贝尔实验室，允许本地居民进入参观，同时正在减少了住宅数量与住宅类型。为了推动方案通过，Somerset Development显得有些「上头」，将其中103英亩（大约4公顷）的土地卖给开发商Toll Brother，用于开发面向中老年群体的住宅。
在室内改造方案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Alexander Gorlin提出，
中庭的100英尺宽度（约30米）相当于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街道和公共空间，这是某种宏伟和亲密的人的尺度。
换句话说，小镇与街道的概念早已根植于Saarinen的设计构想中。最终，改造翻新于2019年完成，在Alexander Gorlin Architects的设计方案中，贝尔实验室更名为Bell Works，是一个由办公、商业、活动与公共空间交织混合的新建筑，也是《人生切割术》中lumon公司的取景地。
Bell Works 以四分之一英里长的中庭为基础，该中庭现在是商店、餐馆、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等的公共场所。 许多零售商和餐馆已经在综合大楼内开业，而其他几家也在筹备中。
Somerset Development 还完成了 40,000 平方英尺的会议和活动空间的建设，而大楼的屋顶很快将容纳 186 间客房的酒店以及餐厅、酒吧、休息区和无边泳池。
今天，这座大楼每天接待 3,500 多名员工，以及常客、食客和其他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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