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文本的重要性、為教會使用而進行的抄寫，以及讀者對其內容的興趣，導致了在古代新約文本的許多地方被更改，這在當時曾引起諸如格林多的狄約尼削、聖依肋內、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肋孟等人的抱怨。對文本的修改既有蓄意的，也有無意的。前者或是由異端者如馬西盎或亞略派所為，後者則是由抄寫員造成，他們未能理解文本中的詞語，或是在聽寫時無法辨別一個詞語或表達在何處結束、另一個在何處開始。然而，有時修改也出自正統信仰者之手，他們試圖刪除文本中的地方俚語、罕用詞彙，進行文法與句法的修正，或加入解釋性的補充。有時，更改源於某些文本段落於禮儀中的使用慣例。
如此，新約文本極有可能在很早的時期，即第二至第四世紀之間，就已徹底損毀，若非教會悉心予以保存。我們可以注意到，早在初期，教會的代表們便已致力於保存文本的真實面貌。既然聖依肋內在其著作《論八元》（περὶ ὀγδοάδος）的結尾處請求人們抄寫時務求精確，那麼，對於包含著教會所認可之最精確文本的新約各書，這種對精確性的關注自然更受推崇。奧力振曾特別致力於確立新約的正確文本，其後則有他的門生彼利烏與旁斐羅。同樣以確立文本著稱的還有赫西糾與路迦諾，後者親筆抄錄的一份新約抄本留存至今，聖大巴西略、神學家聖額我略、金口聖若望以及安提約基雅的德敖斐羅在其註釋中均遵循此一文本。正是得益於這些傑出人士，新約文本才得以在其原始形態下保存下來，儘管存在眾多異文（這些異文已由蒂申多夫在其新約第八版中列於經文各行之下）。新約文本首次以印刷形式出現，是在1514年西斯內羅斯樞機的《康普路屯合參本聖經》中。該版本亦附有拉丁文譯文。其後，1516年出現了伊拉斯謨的版本（於巴塞爾），1565年則有戴鐸‧伯撒的版本（於日內瓦），此版本成為1611年《英王欽定版》的底本。更為廣傳的則是埃爾澤菲爾兄弟（於萊頓）自1624年開始出版的新約版本。在埃爾澤菲爾的第二版（1633年）中寫道：「因此，你現在擁有的是眾所接受的文本（textum ab omnibus receptum），其中我們未作任何更改或損毀。」這一書商廣告的大膽聲明，被十七世紀的神學家們視為完全且完美的真理，於是整整一個世紀，此文本獲得了不容侵犯、眾所接受的文本（Textus Receptus，因艾蒂安之名首字母而標為S）之地位。在我們的俄羅斯教會中，此譯本成為權威版本，至今仍由神聖主教公會印行。直至1904年，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亦只分發此一文本。然而自十八世紀起，人們開始擺脫先前對此文本的尊崇，新的版本相繼出現，更為精確地再現了新約最古老文本的類型。其中最為著名者有：革利士巴赫的版本（1777年）、卡‧拉赫曼的版本（1831年）、蒂申多夫的版本（初版1841年，最後一版為身後出版的1894年，他實質上再現了其發現的西奈抄本）、特里傑利斯、韋斯科特與霍特的版本（1881年）、內斯特勒的版本（1894年）以及馮‧索登的版本（1902年，1906年）。
最新的研究動搖了蒂申多夫、韋斯科特、霍特和B•魏斯對那些最古老的安色爾字體手抄本的信任，但與此同時，人們也認識到，無論是敘利亞文還是西方經文類型的新約文本，都無法作為確立原始經文的依據，儘管一些學者曾對它們寄予過於誇大的期望。因此，聖經學術在現今敦促所有新約研究者在確立某處經文的讀法時，必須同時考量支持與反對的內在依據。甚至我們主教公會的出版者，在其最新的四語版新約中，也嘗試透過參考其他文本的不同資料來校勘希臘文經文，亦即對文本進行了某種批判性工作。然而，從該版本本身無從看出文本校勘者遵循了哪些規則，因此，在此引述西方聖經學術所制定的文本批判規則將有所裨益，正如巴特在其著作中所闡述的那樣（《導論》，第442頁及以下，1908年版）。
一、較為簡短的讀法比較為冗長的讀法更接近原始樣貌，因為顯然，簡短且因此往往晦澀難解的段落會由頁邊註釋加以說明，而這些註釋後來可能被納入正文之中，反之，後期的抄寫員幾乎不敢將神聖的語句縮減到令人費解的程度。
二、較為困難的讀法比較為容易的讀法更為古老，因為沒有人會有興趣在經文中引入困難，然而，減輕困難卻是許多人的需求。
三、那些沒有意義的讀法應當被排除，即便它們有手稿的見證。當然，這裡所理解的並非那些與我們的觀點在某些方面不符的思想，而是那些與同一作者的其他思想明顯矛盾、並且總體上與其著作中的思路連貫性相抵觸的內容。
四、那些能夠據以解釋異文產生緣由的讀法，應當優先於平行的讀法。
五、唯有在先前列舉的那些內在依據未能提供任何確切指向之處，才應依據最古老的手抄本及其他見證來作出判斷。
六、在未獲手抄本見證的情況下，唯有當古代傳下的文本完全無法做出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時，方可進行修正。然而，此類修正不應納入正文本身，而僅可置於文本行下。（在新的文本批判學者中，布拉索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許多修正。）
對於正教的解經者而言，在確立疑難經文處的讀法時，自然必須首先以教會傳統為指導，正如教會的教父與導師們在註釋中所提供的那樣。為此，莫斯科神學院於《神學通訊》上出版的聖教父著作譯本（例如亞歷山大里亞的聖濟利祿的著作）可作為極佳的輔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