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回看以前参与过的规划设计项目，尤其是功能策划的部分。突然察觉用「生活方式」来包装一个空间，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当然，也可能甲乙方对这种概念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什么才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能否被设计，最近读到几篇文章很有启发，感觉这是一个宏大到宇宙，也可以微观到街角的命题。
- 👩🎤 如何生产「生活方式」
- 👷 城市规划中是否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失败？
- 👩💻 再看超级城市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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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生产「生活方式」
所以，到底什么是「生活方式」。Toby Shorin的文章提到了一个概念模型（这也是他在2022年FWB Fest的演讲）：生活方式的本质是提供「基于文化生产的服务经济」（The 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 Economy）。
Toby将2010年代称为「生活方式时代」。在这期间，生活方式由品牌、亚文化和供应链这3个要素定义。DTC品牌（Direct-to-Consumer）是「品牌」要素中的主要参与者。在Toby看来，DTC品牌不仅代表了某些审美导向，也概括了一种商业模式。在这个商业模式中，「X for Y」是最流行的募资叙事，例如：
眼镜中的Uber、剃须刀中的Uber——这是许多DTC企业在创立时传递出的信息。
Uber for glasses, Uber for razors — this was the messaging on which many DTC companies were founded.
同时，移动支付成为制造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使得创立一个品牌的门槛大大降低。Toby提到迷你品牌（minibrands）的概念，迷你品牌通过有辨识度的广告牌、个性化的门头和店招、以及不按套路出牌的快闪活动来影响城市景观。
创建一个品牌看起来像是一种创造性表达，甚至是表达反抗的行为。
大量涌现的迷你品牌带来的是亚文化的迅速扩散。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消费级的媒体制作工具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曾经只流传于「地下」的媒介开始渗入公共空间。与其说是销售商品，这些以生活方式作为卖点的消费空间更像是将空间设计作为手段，争夺叙事的控制权。文章还提到，2010年代生活方式的最好的代表就是「starter pack meme」——介于玩梗和刻板印象之间，但或多或少能让你产生一点归属感的信息与图像。也可以这么认为，「starter pack meme」通过消费品来分辨人群。
被数据化的「starter pack meme」类似于用户画像，被迅速地反馈给供应链，Toby将这种模式称为API-fication或API经济。其中，文化生产是必要环节。
经过一系列的外包关系——品牌设计师、内容创作者和影响者——为商品构建了一个文化身份。最后，产品出现在一个可购物的社交媒体上。每一步都是一种服务的体现，把商品变成了文化项目，把所有制造业的逻辑实际上是：你的品牌，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登峰造极的「生活方式」。
在文章最后，Toby认为「品牌是由信仰所构成的」。以Crossfit和Soulcycle为例，生活方式品牌需要通过介入空间，来创造连贯性与仪式感，并建立一种社区连结。用来描述生活方式的宗教隐喻让我联想到Ritzer的「消费圣殿」。显然，基于交易和市场的功能逻辑已经无法满足商业空间的规划设计需求，也许真的应该像建一座教堂一样来考虑这个问题。
👷 城市规划中是否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失败？
Toby Shorin认为「氛围经济」（Vibe Economoy）是生活方式的副产品。那么氛围能否被设计，或者说，氛围是否必然无法被设计？
Orit Gal的文章写道，任何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叙述都是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士绅化始终在破坏原真的社会生态系统。
一旦范思哲(Versace)和星巴克(Starbucks)进驻，你就会觉得一切都结束了。一些无法定义的城市氛围消失了，人流减少了，商业活动再也不能满足业主和城市机构所要求的商业价格和租金。
假设街区的士绅化昭示着公共空间不可避免地滑向无法满足人们需求的状态，Orit认为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这种市场失灵是不是城市规划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文章回溯到推动城市中心发展的根本动力——密度。
社区需要商品和服务，因此出现了创业的面包师、烛台制造商、屠夫，以及超市和百货商店。
出现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分享新闻、发现新想法和加强社会联系的自然机会。换句话说，只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地方城市中心就会通过消费者和商店老板的行动自发地组织起来。
如果说士绅化是市场失灵的体现，又破坏了城市的原真氛围，那么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生长出「正确的业态组合」的地方，会发现这些公共空间以及孕育新事物的方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
人们渴望的不是一套特定的产品，而是一套系统性的模式。人们不会蜂拥到大街上去买搪瓷杯子，他们是来享受城市氛围的。
这就是氛围经济，一种社会经济模式（social-economic pattern）。它无法通过个人传递，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人口密度、依赖于人们和公共空间互动的意愿。Orit认为，正是由于氛围经济所具备的系统性，它既无法由某个供应商提供，也不可能通过某种市场来创造，这就是前文提及的「市场失灵」的原因。
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在线下消费的必要性被不断削弱的当下，城市氛围的内涵是否发生了改变？Orit的建议是转变思维，不再简单地将本地商业视为供给和需求的等式，应该把它们当作整体的生态系统来管理。
策划一条商业街意味着有能力全面考虑某条商业街将提供的所有商店和服务。这与目前业主和企业之间零散的单独谈判不同。
一个被良好策划的商业街将更好地来满足其社区的系统性社会和经济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系统性的设计为也为业主带来了长期回报。
文章提出策划一条商业街必须遵循三个原则：
- 定义新的战略目标，设置新的考核指标，不仅仅关注单个项目投入产出；
- 置入一些随机性，成功的业态组合往往精确预测，因此设计过程需要容纳一部分随机性；
- 设置快速迭代的设计机制，定期改变空间中的产品内容，满足人们「发现」的需求，因为这是塑造城市氛围的内在动力。
关于究竟什么才是城市氛围的系统性，在写完这篇周报之后看到威廉怀特的一段文字，好像勾勒出了轮廓：
One felicity leads to another. Good places tend to be all of a piece - and the reason can almost always be traced to a human being.
👩💻 再看超级城市的生活方式
去年的一封newsletter中曾经写到城市中心区的「甜甜圈化」。如今超级城市相继从疫情带来的影响中复苏，但关于超级城市前景的争论还在持续。回看The Atlantic讨论美国超级城市的文章，提到超级城市的经济地理正在发生改变，并提出四个预测：
- 超级通勤者（supercommuter）的崛起。超过90% 的美国人开车上班，他们的平均通勤时间约为27分钟，家庭和办公室之间的联系是城市经济模型的基础，超级通勤者的增长将会深远的改变城市发展的逻辑；
- 沿海超级城市的衰落。减少的通勤需求同时削减相关服务业的需求，对低技能就业者和无法远程工作的服务业从业者是严重的打击，这将使得超级城市的宜居性有所下降，并进一步挤出通勤者，形成下降的双螺旋。不过，另外一个乐观的情况是，离开的低技能就业者留下的空缺，在短期内可能被新移民和回归城市的中产家庭所填补。劳动力流出对超级城市造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动态平衡；
- 腹地城市的机会。从U-Haul（卡车租运公司）的年度数据可以看出，中西部城市正在成为主要的迁入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区不平等问题；
- 下一个硅谷不会是某个「地方」（the next silicon valley is nowhere）。诚然，远程工作目前还看不到革命性的影响，但至少在创新经济领域已经推倒了第一张骨牌。创立一家员工分散在各个城市的企业已经可以被广泛接受。
当然，也有观点提出超级城市的生活方式依然有巨大的惯性。VOX的一篇采访认为，远程工作仍然无法撼动地理集聚的力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目前有些被高估，不过这需要5年左右的数据观察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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